辭舊迎新中，中國經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82712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9%。這也是2010年以來經濟增速首次回升。

　　在一片向好的看多派眼中，中國經濟已經站在“新周期”的起點。然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2018年的三大任務并未釋放出過多的“樂觀”情緒。反而將防范風險列為重中之重。

　　一方面是宏觀經濟指標的相繼復蘇，另一方面是去杠桿、房地產、債務堆積問題的暗流涌動。2018年的中國經濟究竟將走向何方？《英才》記者走訪8位知名經濟學家共同問診經濟、犀利諫言。

　　（以下受訪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高連奎

　　貨幣財稅政策限制中國經濟增長

　　近段時間炒的最熱的經濟概念是“新周期”，但我認為中國不會有新周期。

　　中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是由債務造成的，包括企業債務和政府債務。企業債務、政府債務均限制了持續投資的可能性。而中國的投資主要靠政府投資和企業投資，目前兩者都在債務的高壓下無法增長，甚至在2018年還有可能倒退，也就是負增長。

　　從經濟學上看，經濟增長主要看三駕馬車：投資、消費以及凈出口。只有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消費和凈出口從根本上看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現在政府沒錢，企業也沒錢，中國的投資上不去，經濟怎么可能好轉，怎么可能會有新的增長？

　　因此我認為，中國經濟如果沒有債務出清，就不會有新周期和新增長。中國經濟要想出現新周期，就必須先解決債務問題，讓債務充分出清。

　　中國企業和政府雖然都面臨巨大的債務，但兩者造成的原因又截然不同。企業債務主要是由貨幣政策造成，政府債務主要是財稅政策造成。企業的債務主要是由超高的融資成本造成，政府債務則是由稅收不足造成。要想降低企業債務，就必須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必須得降低利率，特別是放寬存款準備金率。

　　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有7%-8%左右就可以，但現在是15%左右，還有七八個點的降低空間，可以大幅度降低。中國企業融資成本非常高，是西方發達國家的3-10倍，西方國家的貸款利率比中國的存款利率還低。西方國家貸款利率只有2%-3%，中國的銀行貸款大部分在8%-10%，其它融資工具利率又比銀行貸款高很多。

　　存款準備金降低兩點，有可能帶動經濟增長一點。現在根本不需要擔心通脹問題，中國這幾年一直處于通縮狀態，工業品出廠價格連續四年下降，CPI只是在2左右。中國完全沒有通脹的擔憂。如果中國沒有貨幣政策的松綁，中國的貸款利率下不來，企業有多少利潤都會被高融資成本吞噬，企業還會背負巨大的債務，以企業投資為主的民間投資不可能上來。貨幣政策稍微放松，企業投資的資金馬上就會充裕起來，會使得經濟增長。

　　政府要想解決債務問題，需要一場全面的財稅改革。

　　我預測，中國經濟未來幾年還是低速增長。當前政府債務2016年底決算時，中國的政府赤字已經接近3萬億，我估計2018年會超過3萬億，2019年會達到4萬億。中國的政府赤字年年增加，累計債務達到幾十萬億，甚至上百萬億。現在政府融資已經非常難，貴州某些城市的融資成本已經高達15%左右，這些不僅會產生巨大的利息，而且它的收益沒有辦法覆蓋成本。

　　當前中國經濟低迷，不是因為中國經濟本質非常不好，中國經濟本質非常好，關鍵是貨幣政策和財稅政策限制了中國經濟的增長。而這背后是很多錯誤的觀念作繭自縛。這種錯誤的觀念就是中國的貨幣很多，或是貨幣空轉，財政方面則認為減稅可以促進增長，其實都是錯誤的觀念。中國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性有，但又不大，這與政府主張的不搞大水漫灌的思路有關。

　　因此，中國短期內沒有放松貨幣政策的可能性，中國的財稅改革則是更難，需要全面系統的改革，需要大幅度的增加稅收和財政收入，這是短期內難以完成的。

　　據此，中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短期內都沒有轉向的可能性。中國的企業債務和政府債務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如果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都繼續增加，中國哪來什么新周期？

　　（高連奎系英國皇家東西方戰略研究院（牛津大學）顧問）

　　連平

　　經濟平穩增長中質量提升加快

　　2018年三駕馬車的運行可能出現“一升一緩一穩”態勢，即出口增速回升、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增速平穩。

　　金融去杠桿、企業去杠桿、金融協調監管政策收緊等因素都會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使投資增速承壓。加強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清查利用PPP項目、各類投資基金變相舉債，可能制約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影響基建投資。

　　調控政策收緊導致商品房銷售、土地成交、建設開工、資金來源等相關指標均有所走弱，未來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可能放緩。但棚改、租賃住房建設及熱點城市供地加速對開發投資形成支撐，房地產投資難以明顯回落。

　　制造業投資在出口回暖影響下繼續回升。制造業投資結構轉型，未來制造業投資有望平穩，但增速難以顯著上升。

　　隨著消費超過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18年中國經濟將平穩運行，增速可能略有放緩，預計全年經濟增速為6.7%左右，高于年度增長目標。經濟總量及增速難有波瀾，但質量提升步伐加快。

　　一是經濟動能的結構轉變，消費持續超過投資。隨著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新消費、新零售等領域變化中，就會蘊藏大量機會。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同比增長18.9%；大數據核心產業規模達到168億，同比增長45%。2017年，中國零售業線上線下高速融合，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消費升級持續推進。

　　二是第三產業增速持續超過第二產業。2017年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31.4萬億元，累計增長了7.8%，占GDP的比重為52.9%。經濟增長動能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服務業增長未來是一個新的機會。未來高質、高效、精準、創新型服務業可能會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導致產業內結構升級和行業集中度提升，帶來效率提升和強者恒強效應。

　　四是數字經濟和互聯網+快速發展，帶來創新型和技術領先型企業發展機會。從“互聯網+”到數字經濟，是在行業發展方式、新技術應用、商業模式、市場交互等方面全維度的升級。因而，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和科技、技術引領等方面，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會有較好的投資機會。

　　（連平系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劉勝軍

　　6.9% 增速其實“質量不高”

　　綜合判斷，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如果不是新周期，那么GDP的6.9%增速從何而來？

　　靠房地產。2015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雖然GDP增速6.9%，但用電量增速只有0.5%，這背后的含義不言而喻。

　　細心的人會發現，2015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創下十多年來歷史最低值1%。2017年1—11月房地產投資增速卻達到了7.5%。數據顯示2016年6.7%的GDP增長中有2.4個百分點是由廣義房地產行業拉動起來的，對GDP增長貢獻率高達 36%。

　　然而靠房地產拉動經濟，勢必導致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2016年10月中央被迫對房價踩剎車，開始了新一輪房地產調控，這一效果預計將在2018年逐步顯現。

　　靠債務堆積。2017年標普、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主要理由是中國的企業債務風險過高。2014年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高達125%，為主要經濟體第一名，而這一比重到2016年底躍升為165%。

　　在2015年底提出的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中，“去杠桿”越去越高，效果是最不理想的。原因很簡單，經濟增長未能擺脫對信貸的依賴。

　　靠國企。2012年之前，我國民間投資年均增速在30%以上，2012年增速開始大幅下降，但仍高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速。2015年末，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達到64.2%的歷史最高點。

　　吊詭的是，從2016年開始，民間投資跳水、國有投資飛天，2016年國企投資增速達到19%，而民間投資增速只有3.7%。這一投資領域的“國進民退”格局延續至2017年，民間投資占比1—8月降至60.7%，從最高點回落了3.5個百分點。

　　靠刺激。四萬億過后，政府汲取了“強刺激”的教訓。但從數據上看，中國迄今仍未擺脫對刺激的依賴。特別是近年來制造業投資持續走低，不得不加碼刺激基礎設施投資的力度來彌補。2016年之后，民間投資增速出現了斷崖式下滑，使得2016年成為歷史上廣義財政支出規模最大的一年。

　　在固定資產投資的三駕馬車中，基建投資與制造業投資始終是強弱的兩極：2016年1–12月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速為17.4%，制造業投資增速僅為4.2%。2017年1–11月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20.1%，制造業增速只有4.1%。

　　所以，這樣的6.9%增速，其實“質量不高”。

　　理解了這一分析，才能明白中央在十九大之后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三大攻堅戰：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其中防范風險排在第一位。

　　說到防風險，首當其沖要說到金融。前些年的“脫實向虛”就像“狼來了”，實在是雷聲大雨點小。2017年政府終于痛定思痛，堅決出手：金融強監管成為貫穿全年的主線。

　　2017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主題，這是第一次，信號意義非常明確。

　　7月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舉行，明確“金融回歸本源”，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橫空出世。

　　11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舉行成立后的首次會議。會后不久，一行三會發布《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引發金融行業巨震。這一舉動預示著“金融強監管”時代來臨。

　　回眸 2017年的中國經濟，數字尚好、質量堪憂，新周期只是夢囈。這一切，有待加快改革步伐，釋放更多制度紅利。2018年仍將是強監管的關鍵一年。

　　無論是企業家，還是互聯網金融的淘金者，應當從夢中醒來，面對現實。

　　（劉勝軍系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

　　屈宏斌

　　實體經濟功不可沒

　　2017全年GDP增速6.9％，略高于市場預期。三大產業中，第三產業GDP增速同比增長8%，高于總體。服務業擴張勢頭持續。

　　但12月的經濟活動數據則波動明顯，預示著2018年經濟基本面平穩中仍充滿變數。12月制造業是主要的超預期領域，擴張明顯加速。基數因素之外，以機械、信息通信技術、專用設備和通用設備為代表的先進制造業投資和產出均有所加速。

　　重工業相關行業產量增速有所回落，但投資收縮幅度明顯放緩，甚至有個別行業投資開始由負轉正。

　　此外，民間投資增速從11月的4.8%明顯加快至12月的9.2%。全年同比增長6%，較2016年加快2.8個百分點。其中新興產業中的計算機、通信和電子設備制造業民間投資保持高增之外，基礎設施領域的民間投資也加快明顯。產業升級行至半程，需求面保持平穩的前提下，2018年民間投資加速可期。

　　再看投資大類的走勢，除了制造業加速之外，包括基建和房地產在內都已開始降溫。考慮政策層面對于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關注以及進一步落實規范舉債和融資，支撐2008年以來經濟平穩增長的“雙支柱”在2018年料將延續回落的態勢。

　　受成交量萎縮拖累，房地產投資12月明顯減速。目前房地產庫存水平較低，未來的供給面政策仍不具備足夠的彈性，因此預計房地產市場大概率進一步降溫。12月基礎設施投資也減速明顯，基建項目PPP融資的收緊影響可能在短期內持續。

　　消費需求方面，之前支撐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長的主要產品銷售有所放緩，特別是汽車、通訊設備和化妝品等品類減速明顯。雙十一消費井噴之后的回落可能是部分原因，收入增長穩健的背景下整體消費仍相對平穩。

　　展望2018年，預計制造業的回暖仍將繼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這也離不開主要貿易伙伴的良好經濟前景以及強勁的國內消費需求支持。短期內房地產市場可能進一步走軟。

　　2017全年經濟增速6.9%的數字背后是實體經濟領域各行業的廣泛回暖。

　　（屈宏斌系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王小魯

　　結構失衡導致經濟增長疲軟

　　雖然結構失衡不能100%導致過去的增長疲軟，但我看來在眾多的解釋中間恐怕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解釋。

　　從2010年開始，我國的經濟增長遇到了很多阻力，那么這些阻力是什么呢？我想一方面就是出口增長在減速，過去2年出口負增長，這是外部因素。

　　內部因素，第一是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過大，市場疲軟，這是過去幾年來突出面臨的問題。第二就是資本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下降。第三是杠桿率過高，資產泡沫，金融效率的下降。第四，各種行政干預和優惠補貼政策、保護政策對企業的公平競爭和提高效率，對企業的創新發展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究竟癥結是什么？產能過剩，生產率下降，問題出在哪兒？在我看來主要是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

　　投資過度其實主要是過去各級政府太關心GDP增長了，太關心投資了，因此熱衷于投資擴張，大量的借債投資，過度的鼓勵房地產投資，導致無效的投資越來越多。貨幣政策在持續的刺激投資，財政政策是偏重于政府投資，產業政策是鼓勵某些特定部門的行業投資，各地的地方發展政策，都在以各種優惠手段來招商引資刺激投資，那么這些政策疊加在一起造成的結果就是大幅度的提高了投資率，反過來降低了消費率。

　　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相對不足，另外收入分配嚴重不均也影響了居民消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過去某些時期受到了干預，就是政府太強了，政府太希望推動經濟增長，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市場的作用，對企業提高效率和創新發展有不利的影響。

　　過去十幾年最關鍵的結構失衡是什么？在我看來代表性的結構失衡就是消費率的大幅度下降和投資率的大幅度上升。

　　從2000—2010年消費率從63%降到了48%，投資率從34%上升到了差不多48%，一個降了15個百分點，一個升了14個百分點。最近幾年有所回調，但是距離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60%幾的消費率，30%多的資本形成率，還有大概10個百分點左右的差別。

　　那么根據我們做的一系列分析，我們認為合理的消費率應該在大概65%—66%左右，在這個水平上也就是說投資率或者講資本形成率34%—35%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接近50%的資本形成率顯然過高了。

　　結構再平衡，需要解決的是一系列的體制和政策問題。一是貨幣寬松和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再次造成的結果是投資率不斷上升，產能過剩不斷的加劇，而消費力在不斷地下降，不足以拉動經濟增長。加上資本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都在下滑，杠桿率在不斷上升，房地產泡沫出現，這些都預示著我們經濟面臨的風險在逐步加大，這里頭涉及到一個理論問題，就是投資是不是越多越好？

　　有些人甚至有些經濟學家也這么講，說投資當然是越多越好，因為你消費掉了就沒了，錢就沒了，你把它拿去投資就留下了固定資產，給未來的發展就提供了動力。這話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超過了這個限度就不合理了，其實經濟學理論早就證明，資本積累的黃金率，也就是說過高或過低的投資率都是不好的，都會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因此投資并不是越多越好，投資擴張只能是短期擴大需求，在中長期它的效應是擴大供給，因為你投資擴大了，生產能力就增加了，而消費沒有跟上來，于是你就會導致產能過剩，未來可能仍然是需求不足。

　　用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加上政府來進行投資，這樣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只能是短期政策，不能在中長期持續的運用。未來的結構調整，關鍵是要切實的恢復貨幣政策的中性，促進杠桿率下降，財政政策要從政府投資轉向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減輕企業的負擔，因此需要推進財稅體制的改革，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改善收入分配，促進消費率回升，投資率回落。

　　還需要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和對企業經營的干預，維護金融穩定，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管理。因此我們主要需要通過恢復市場功能來實現結構的再平衡。

　　（王小魯系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許小年

　　重組整合有很多投資機遇

　　中國經濟更多的亮點是在基層，是在企業。在微觀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投資機會，可以看到很多資產配置的機會。

　　第一個主題是行業的整合與重組。一方面中小企業日子越來越難過，但是在每一個行業你都可以發現有一些企業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它的日子反而比過去過得更好，為什么？因為市場份額正在向這些企業集中，這些企業是有產品有技術的，將來有可能成為行業整合與重組的龍頭，你投資就要跟著這些企業走。行業的整合與重組是后工業化時期投資最關注的重點。

　　第二，消費升級。隨著收入的提高，人們的消費已經從日常的柴米油鹽轉向了休閑體育旅游，從標準化產品轉向了定制化產品，消費升級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第三，制造業升級，也就是先進制造業和先進服務業。

　　隨便舉個例子，中國的汽車整車生產廠全國有70多家，美國只有兩家。說明什么問題？中國的汽車生產行業過于分散，無法發揮出規模經濟效應，整合勢在必行。那些沒有規模的企業，在成本競爭上，在銷售渠道的競爭上，在研發的競爭上，肯定要處于劣勢，要被領先的企業，或者去詬病，或者是退出市場。

　　零售業，中國最大的零售商，我看來看去，居然是京東，京東去年的銷售額2000多億人民幣，還不到中國零售消費品銷售的1%。而光一家零售商在美國的市場份額的占有就接近20%。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中國的零售業有多么的分散，它的規模經濟效應有多么的低下，這種過于分散的狀況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只要市場力量發揮下去，企業去整合，行業重組勢在必行。整合可以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可以提高企業的研發創新能力。在這過程中有著很多的投資機會。

　　金融行業中，雖然現在監管風暴下，P2P現金貸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但是還有一些企業立足金融的本質，采用互聯網圖像識別等新技術提高風控質量，降低成本，服務中小企業。現在他們的障礙就是監管，監管過嚴使得他們很多業務無法正常開展，這屬于先進的服務業。

　　微觀層面，特別是民營企業，在進行的這些創新活動，使我在宏觀層面上的悲觀情緒一掃而光，我相信只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對內對外開放，圍繞提高企業來做制度上的配套，用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我們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感到悲觀。

　　中國經濟如果能夠做到上面這一點，中國經濟可以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增長率也許不那么高，但是增長質量已經不會像過去，是一種高技術含量的高質量的增長。

　　（許小年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朱海斌

　　房地產政策出現了根本性轉變

　　2018年的經濟運行要警惕3個風險。其一，中美的貿易順差進一步加大，中美出現貿易沖突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

　　在特朗普訪華后，首先是美國商務部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次，最近在中國的鋁出口，以及一些其他的行業出口上，美國開始考慮征收特別關稅；另外，在301條款上，美國正對中國進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調整，也將中俄兩國定義為競爭者。

　　這個大背景下，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并不會很順利，特朗普推出稅改后，貿易是他非常重視的領域，整體提倡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

　　其二，房地產行業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風險點。一是商品房市場在很多行政限制下，市場信號可能出現混亂。因此，對于2018年商品房的走勢很難預測，可能會導致出現較大偏差。

　　另外，十九大之后，房地產政策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以前我們講商品房是城鎮住房的供給主體，現在是多主體導向，多渠道供應，租售并舉。大的政策方向上，2018年是一個新拐點，中間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長效機制的安排中，房地產稅會不會啟動立法程序，在短期內將對市場會有較大的沖擊。第二是在租售并舉上，由于是政策出臺的第一年，租賃房市場如何發展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因此我預期，房地產投資速度會降下來，從去年7%降到4%左右。

　　第三個風險則來自于去杠桿。2018年的一個主基調就是進一步推動金融去杠桿以及宏觀去杠桿。

　　市場對此還是有著擔心情緒。去杠桿的過程當中，會不會出現一些政策執行的偏差。因為2017年整體表現不錯，政策上應當防范過度自信，避免在關鍵情況沒有摸清之前，貿然出手。

　　在金融去杠桿的過程中最要緊的任務則是如何應對影子銀行。影子銀行最大的問題是無法做到監管充分，信息難以實現透明。

　　之前一段時間，監管層一直強調要實現穿透式監管。但穿透式監管無論從數據上還是從政策分析上，到底有沒有到位，現在還不清楚。如果在這些數據的分析或者是政策的推演沒有完成之前貿然出手，很有可能會導致過緊。

　　因此影子銀行監管的過程中避免不了出現試錯，同時也對政策的執行有著比較高的要求。

　　對于經濟增長的預期，我認為2018年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目標還是會維持在6.5%左右。一來符合2017年宏觀經濟回暖所構筑的預期，二來也為進一步加強風險防控而騰挪出一定的政策操作空間。我預測2018年GDP增速為6.7%。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祝寶良

　　房地產市場扭曲影響人民切身利益

　　在經濟運行穩定性有所增強的同時，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無序擴張等問題仍然存在，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非法集資等亂象時有發生，有些問題甚至還在不斷積累，導致中國宏觀杠桿率高企，嚴重影響中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金融脫實向虛問題嚴重，民營和外資企業信心不足。

　　經濟運行中首要突出的問題就是杠桿率問題。從2012年開始，中國新增的名義GDP覆蓋不了利息支出。企業的投資就是靠貨幣信貸投放，沒有自我擴大再生產的能力。與2016年相比，2017年的付息和新增GDP差不多，宏觀杠桿率已經穩住了，但是居民的杠桿率在上升。

　　中國國企改革滯后，僵尸企業難以退出市場，依靠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化手段去產能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主要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產能，往往一窩蜂、力度大、影響強，極易引發生產和價格的急劇波動，但卻不能根治產能過剩，還可能出現國進民退現象，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如果去產能順利轉向市場化手段，中國經濟的質量和效益會逐步提高，宏觀杠桿率會得到有效控制，經濟會持續發展。如果轉不過去，杠桿率又得被動加上去。

　　其次，房地產問題依然繞不過旺盛的投機需求。房地產市場的扭曲已經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和人民切身利益。雖然房地產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但卻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成本，影響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

　　高房價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會分化，新市民群體購房無望，影響了中國人的城市化進程。高房價也導致居民負債率迅速提高，影響居民的其它消費。目前，房價會漲的預期依然高漲，現在確實是漲也漲不得，跌也跌不得。

　　另外，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也尤為突出。2014年底，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15.4萬億。從2015—2017年11月，基建投資總額達到38萬億左右，其中，政府投資約7萬億，民間投資約8萬億，還剩23萬億可以認為是政府的或有債務，相當于當前GDP的10%左右。

　　據此，我認為金融嚴監管、房地產嚴調控以及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的嚴管控將是左右2018年經濟走勢的重中之重。

　　想控制杠桿率一定要管住貨幣，同時加強金融監管。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之間怎么協調？嚴監管導致的短期流動性風險還是會有的。2018年一季度應該沒有問題，賣地那么多錢，基建也不至于下來太快，但是二季度政府要換屆，大家都在觀望金融監管政策。

　　房地產方面，即使2018年長效機制出臺，短期內效果也難以體現，所以要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還得嚴調控。

　　最后，面對地方政府債務，要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50號文、87號文要嚴格執行，不能像2014年的43號文形同虛設，否則會失去政策的嚴肅性和政府的公信力。目前包括電力的基礎設施投資是15.9%的增長，不包括電力是20%，非常高的速度，里面有很多形象工程。

　　（祝寶良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