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對財政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明確的要求。這些要求包含豐富的內容，關聯一系列我國改革中的攻堅克難與協調配套，是服務于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讓統一市場對資源配置優化發揮決定性作用、促進社會公平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建設——一句話，是服務和支撐改革全局的。

　　在此之前，我國財稅改革已在歷經30多年推進的基礎上做了新一輪改革的重要鋪墊：“營改增”由上海試點而擴大范圍，2013年8月1日之后按上海“1+6”方案框架覆蓋全國并將適時擴大行業覆蓋面，已形成“倒逼”通盤財稅體制安排的深化改革與利益關系格局重構之勢。

　　由“營改增”而來的現實問題是：把原歸地方掌握的唯一大宗財源——營業稅，改為按現體制75%要歸中央（每年的增量中則有70%歸中央）的增值稅，地方政府今后的主力財源是什么？怎樣貫徹實施“十八大”明確提出的“構建地方稅體系”和“加快改革財稅體制”的任務？

　　要把財政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深化改革任務，落實到一套以“現代性”為取向的“路線圖與時間表”的狀態上，相關的要點，至少涉及以下幾方面的認識：

　　首先，必須充分肯定我國于1994年推出“分稅制”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并加以鞏固和提升。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里程碑意義和歷史性貢獻是在于“三位一體”地規范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公權與公民關系，從行政性分權轉為經濟性分權，絕非所謂“重啟集權時代”之舉。

　　分稅制內洽于市場經濟體制，是黨中央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后，現實地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戰略的必然選擇，堅持深化分稅制改革必須堅定不移，使之在統一市場中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全覆蓋。

　　近年來批評之聲不絕于耳的“地方隱性負債”、“土地財政”問題以及仍未完全解決的“基層財政困難”等問題，其產生的根源絕不是由于分稅制，而恰恰是由于我國省以下財政體制至今遲遲不能真正進入分稅制狀態，實際上是五花八門、復雜易變、討價還價色彩還較濃厚的分成制與包干制，造成了上述種種為人詬病的問題。

　　所以，在大思路上要合乎實際、“對癥下藥”地以分稅制在省以下的實際貫徹落實為重點，設計可行的深化改革方案。

　　其次，在優化和改進地方稅體系過程中，結合短期可做之事與中長期追求目標，設計和推進稅制改革的分步漸進配套方案。

　　這包括：為處理“營改增”進度較快而地方未來主體稅種打造較慢之間的矛盾所需安排的過渡方案——不排除在流轉稅領域區別對待地開掘消費稅的潛力空間，把優化生產、消費結構的意圖與增加地方政府稅源相結合；資源稅改革應以更大決心抓住煤炭市場價位自然回調的寶貴時間窗口，把“從價”機制擴大到煤炭并拉動新一輪解決我國基礎能源產品，理順比價關系與價格形成機制的稅價財聯動配套改革；房產稅應積極穩妥擴大試點范圍，積累經驗凝聚共識徐圖進展；環境稅的改革應在“十二五”期間推出一輪實際動作；個人所得稅應創造條件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加上按家庭瞻養因素調整扣除的改革方案，等等。地方的合理收費、使用者付費制度，也應借鑒國際經驗結合地區情況走向規范化，將收入納入預算體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