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講，流動性轉換是銀行的核心功能之一。但也正因為這一功能，銀行不可避免地集中了整個社會的流動性沖擊，這使流動性風險成為銀行與生俱來的“阿喀琉斯之踵”。

　　次貸危機的爆發與升級，在很大程度上與金融市場波動所引發的流動性沖擊相關。因此，危機之后，強化流動性風險監管已成為國際共識，并在新巴塞爾協議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中國，今年6月末的一次意外事件，也引發了外界對中國銀行業流動性問題的關注，有關“錢荒”的各種傳言甚囂塵上。如何推進銀行業的流動性監管，一時間顯得尤為迫切。

　　在上述背景下，10月11日，銀監會公布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計劃2014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這是銀監會自2011年以來，第二次就流動性監管規則征求意見。與之前相比，新的征求意見稿體現了過去兩年中，國內外有關銀行流動性風險的一些最新認識和實踐。

　　第一，《管理辦法》充分吸收了巴塞爾委員會在流動性監管方面的最新進展。對流動性風險的關注是新巴塞爾協議的一個重要創新，并為此引入了兩個監管指標，即注重短期資金平衡的流動性覆蓋率（LCR）和注重中長期資金平衡的凈穩定融資比率（NSFR）。這兩個指標在理念上相當合理，但計算上太過復雜，引發很多爭議。

　　為此，在過去兩年中，巴塞爾委員會對兩個指標的計算方法進行了較大調整，同時規定，在特定情況下可適度允許銀行不達到監管要求（即LCR指標低于100%）。在此次中國銀監會的征求意見稿中，全面引入了巴塞爾委員會針對LCR的各項規定，而將尚存爭議的NSFR暫時排除在外。

　　第二，《管理辦法》結合了中國銀行業的現實。6月末的流動性風波暴露出銀行部分創新業務可能引發流動性風險。對此，《管理辦法》在計算流動性覆蓋率時，對同業業務采用了較高的現金流出系數和較低的現金流入系數，同時也對理財等表外業務進行了考慮，以便更準確地反映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第三，《管理辦法》根據銀行大小的不同，制定了差異化的實施方案。巴塞爾協議的對象主要為國際大型銀行，所涉及的監管標準相對復雜，是否適應于中小型銀行，一直都存有廣泛爭論，新提出的流動性監管指標亦不例外。

　　主流觀點認為，中小銀行的業務相對簡單，過于嚴格的監管標準在經濟上并不合算。《管理辦法》顯然接受這一觀點，在流動性覆蓋率方面，只要求資產在2000億以上的銀行采用，其他各類銀行暫不受該指標的強制性約束。

　　第四，《管理辦法》保留了貸存比指標，但考慮對其進行適度優化。近年來，對貸存比指標的批評日益增多，不過考慮到貸存比指標是《商業銀行法》所規定的監管指標之一，難以在短期內取消，因此，更現實的方法是根據實踐需要，對貸存比指標進行適度優化，使之更符合銀行業務和流動性風險的現狀。

　　總的來說，與2011年的征求意見稿相比，新《管理辦法》更符合銀行業流動性風險的現實，在整體上更加靈活，也更具可操作性。當然，流動性監管要求的強化，將不可避免地對銀行經營乃至宏觀經濟產生深遠影響，有關《管理辦法》的討論以及今后的實施效果如何，還有待密切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