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隱現，中國經濟從沒像今天這樣令人憂慮。在過往的十年，它是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很少有人擔心它的速度和動力。不過，隨著全球經濟進入收縮期，長期依賴出口和世界市場的第二大經濟體也未能幸免。

　　2013年一季度GDP增長僅有7.7%，低于經濟學家的普遍預測。很多研究機構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全年的預測，絕大多數預測全年GDP增長低于8%。

　　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依然沒有任何起色，5月匯豐PMI為49.2，低于上月的50.4，達到近8個月以來的最低點，PPI甚至連續15個月負增長。有外媒評論這是“中國經濟的黑色5月”。

　　令人擔憂的是，除去需求方面的問題外，供給端的結構性失衡已經對中國經濟造成不小拖累。產能過剩抑制投資擴張，金融壟斷、價格要素的非市場化導致中小企業融資依舊處于高位，上一輪信貸擴張帶來的債務問題愈演愈烈。

　　時至今日，年初較為樂觀的情緒逐漸淡去，未來的宏觀經濟調控應側重哪些方面？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寬松的情況下，實體經濟尚且如此，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如何才能真正激發市場內生動力？

　　在2013年中，《英才》記者走訪了多位經濟學家，探討今后中國經濟走勢及應對之策，且聽聽他們的犀利諫言。

　　（以下學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蘇格蘭皇家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高路易

　　增長7.5%不是世界末日

　　一季度中國經濟的表現確實令人失望，各項數據并不好。我們預計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速將會是7.5%-7.8%。

　　盡管如此，我不認為未來中國政府應該用激進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即使未來經濟增速不是那么驚人，但是如果能夠通過改革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將是十分正確的。刺激政策經常會使經濟在短期內出現增長，但中國需要的是長期穩定的增長。所以，即使只有7.5%的增長，也不是世界末日。

　　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的負債非常高，這往往是由于中央政府要求其在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所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所致。未來這一現象需要得到改變，我們非常期待中國政府的財政改革，確保地方政府有足夠的錢做他們需要做的事情，使他們可以從中央政府獲得資金或是發行債券，而不必太過依賴銀行貸款。

　　除了背負著債務負擔，現在一些地方政府也對房價進行限制。經濟發展放緩，但房價依然快速增長，政府陷入了一種進退兩難的狀態。這個問題不太容易被解決，因此期望房價穩定是不現實的。我們也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設定的目標為房價的漲幅不得超過市民的收入增速，因此我不認為政府有興趣使用更多的政策對房價進行調控。

　　法國興業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家

　　克勞斯·巴德爾

　　利率市場化必然發生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每一年都有波動，但是去年全球經濟處在一個較差的大環境中，這對中國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去年歐洲的經濟影響到了亞洲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這些亞洲國家對歐洲的出口都下降了10%-20%。

　　過去10年中國經濟取得了驚人的增長，但是不能指望它永久持續。我們預計今年經濟的增長速度約為7.25%-7.5%。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將會慢慢降下來，但不會馬上出現硬著陸的風險。

　　未來中國的市場化還將繼續，特別是匯率與利率的市場化。現在的這個節點上，匯率的市場化可能導致人民幣意想不到的迅速升值，這是中國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也懷疑匯率變化的靈活性，匯率的變動會加劇經濟的波動。但是如果匯率依然相對固定，也會引發許多問題。因此，兩權相害取其輕。

　　但我認為利率市場化必然會發生。未來政府對銀行的監管將會有所放松，存貸款利率也將會有所調整。

　　現在的政府公共部門承擔著太多的債務，特別是地方政府。因此未來通過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的空間也越來越小了。從長期看，結構性的改革有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

　　劉利剛

　　中國應順勢降息

　　我將今年的經濟預期從去年底的GDP增長8.1%下調到7.8%。

　　最近中國金融數據和實體經濟數據的大幅度反差，說明中國的經濟結構在變化。中國經濟正在朝虛擬經濟快速發展，有點兒像美國經濟在次貸危機之前的狀況。貨幣條件比較寬松，但實體經濟并不是特別好。

　　我認為匯率政策已經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刻，但匯改不是出臺一個政策就能夠解決問題，必須有一籃子政策。

　　首先，在其他央行降息的時候，中國央行也必須順勢而為，進行降息。降息的另一個好處是，實體經濟已經受到強匯率、需求疲軟的影響，降息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同時現在的通脹也比較低，PPI已經持續負增長了近15個月，因此，降息對實體經濟有一定的正面影響。

　　第二，要加大人民幣的波動性，央行已經發出了信號，擴大人民幣對美元的交易區間。其實人民幣對其他的主要貨幣日元、歐元甚至澳幣的交易區間已經在+/-3%—5%，只有對美元限制得這么低，造成人民幣波動太低，很難跟著一籃子貨幣走。

　　第三，要重回匯改初衷，人民幣應跟著一籃子貨幣走。增加波動性，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會顯著增加，同時利差減小，熱錢涌入中國的動力就減小。更重要的是，跟著一籃子貨幣走，人民幣應該是貶值的狀況。

　　最后一點，要進行對外經濟政策的結構改革。過去鼓勵出口抑制進口、鼓勵資本流入抑制資本流出的對外經濟政策應該退出。現在，中國資本過剩的情況下，應該既不鼓勵出口也不鼓勵進口，進出口都在同一個平臺上，這樣的改革措施能抑制熱錢大幅流入，對結構改革有益。在熱錢流入的情況下，很難進行國內金融服務業的改革。

　　當中國銀行業的大客戶和風險低的客戶走向資本市場融資，以國有為主的中國銀行體系就必須關注中小企業，其融資難的問題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如此，中國經濟重回可持續的增長一點問題都沒有。

　　地方債的問題是現在的機制造成的。《預算法》明文規定，不允許地方政府發債。于是地方政府就用金融創新的方式，成立城投公司發公司債。但由于城投公司沒有什么資產，杠桿率很高，違約風險也高，地方政府債務成本也很高。應該修改《預算法》，允許地方政府直接進入市場發債，中國地方政府有很多資產，自己去融資，成本遠遠低于城投公司的利息，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有好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盧鋒

　　瘦身產業政策

　　2012年四季度宏觀經濟增速反彈，被樂觀解讀為是2011年以來經濟向下調整的回升，因而當時學界普遍認為2013年經濟增速應能達到8%。現在雖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然而今年1-5月實際經濟運行情況顯示，這種判斷過于樂觀。二季度經濟增長率可能不會比一季度更好，今年經濟增速達到8%正在變成小概率事件。

　　過去十年兩輪過度擴張累積的過高杠桿化調整尚未結束，宏觀經濟重回內生增長尚不成熟。怎么辦？

　　一種思路是接著刺激。但學界和輿論對實行刺激政策質疑聲音較多，領導人也表示目前再實行刺激政策的空間不大，會更加重視控風險、擠水分。

　　另外，刺激政策不利于推進改革，也不利于利用市場體制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因此只要國內宏觀經濟形勢和外部環境沒有特別惡化，特別是就業形勢沒有出現大尺度逆轉，政府可能會繼續實施目前穩增長政策，對加大刺激力度保持克制和警覺。這是適當和明智的選擇。

　　調結構是一個重復率很高的詞。但是問題在于誰來調，如何調？有兩種手段與機制選擇：一是通過市場調結構，由價格信號引導公平競爭，通過企業獨立的前瞻性決策改變資源部門配置狀態；二是通過政府看得見的手調結構，政府基于特定經濟和非經濟目標，通過設計和實施特定產業政策，直接影響稀缺資源在不同產業和部門的配置狀態。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過于強調政府政策在調結構中的作用，表現為各種產業政策影響過大，審批管制積重難返，使關鍵領域改革滯后，妨礙市場發揮調結構功能，另一方面繁雜的產業政策，編織了一張巨大審批、核準管制之網，不利于經濟結構良性調整。

　　過多產業政策管制具有負面影響。過度依賴產業政策會抑制微觀活力，妨礙市場競爭機制發揮作用。管制過寬過細，不利于政府職能轉變，客觀上鼓勵尋租行為甚至誘致權力腐敗。

　　首先要在認識上明確企業是調結構最重要主體，市場機制是調結構最基本手段，政府用產業政策調結構應適當界定范圍。瘦身現有產業政策，大幅減少對企業投資的審批核準干預，“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彭文生

　　GDP下調的容忍度提高

　　我將全年GDP增速從早前的7.9%下調至7.7%。

　　下調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當前經濟自主增長動能弱，今年以來的數據中均有充分表現；經濟結構矛盾突出，流動性擴張對經濟增長的推動效果下降；再者結構問題難以通過逆周期總量政策來解決，出臺大力度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很小。

　　當前經濟疲軟，有長期供給面因素影響，是中國人口紅利和加入WTO的制度紅利消退。中短期制約因素主要是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即房地產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房地產業預期回報率較高，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短期內受市場機制約束小，這兩大部門可以容忍較高的實際利率。而制造業部門，尤其是中小企業，對資金利率敏感，導致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拉動的作用變小。

　　高匯率也是結構性矛盾的重要反映。人民幣高匯率既反映中外利差，也代表風險偏好上升，這主要是與資產市場相聯系，人民幣高匯率進一步刺激國內資產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

　　貨幣政策主要針對總量調控，財政政策可以調節經濟結構。但調結構需要時間，短期經濟增長很難出現大幅上行。未來，靠擴張性貨幣政策和大力度財政刺激的空間不大，從近期多位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態度看，中央對經濟增速下降的容忍度提高，主要著力點將放在結構改革上。

　　總體來講，改革需要在兩個大的方向推進：一是市場化改革，打破行業壟斷、降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也包括對外開放，以開放帶來的競爭來促進國內結構改革；二是加大收入分配調節的力度，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這包括財稅改革，降低流轉稅、增加財產稅，公共服務均等化；金融改革，利率市場化等。

　　至于地方債務問題，總體看風險不大。中國政府債務占GDP比例在國際警戒水平以下。關鍵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性質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非市場化運作，擠壓中小企業融資條件。所以要規范整頓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增加財政透明度，規范地方政府的行為。同時要切實控制房地產泡沫，并處理好金融改革和控制金融風險的關系。

　　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喬虹

　　不應出現這么大落差

　　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普遍預測比較樂觀，經濟形勢在去年四季度強烈反彈，外需也在這個時間里出現明顯好轉。但到今年3月份情況就開始變化，經濟回暖的速度低于預期，過去6個月是中國經濟比較艱難的時期。

　　但是短期可以稍微樂觀一點兒，大家現在都是悲觀的情緒。其實情況不算太差，未來一兩個季度會出現一些投資的動力，對中國經濟有一些推動。

　　新一屆政府以改革作為核心作為中長期發展目標，是現階段的工作重點。如果經濟增速下降，政府不會主動去托。“穩增長”在短期內都不會大張旗鼓提出來，我認為這是逆周期政策上的明顯轉變。改革并不分逆周期和順周期，中長期看改革都有利于理順機制和提高增長的可持續性。

　　長期來看，我對中國經濟還是比較樂觀的，雖然很多人說中國未來增長速度會掉到3%—5%。從最新的數據看，公司盈利有一點好轉，這還是滯后性指標。從PPI、CPI來看，PPI連續15個月通縮，財政收入已經達到多年增長最低值，這些信號告訴我們，現在增長速度遠低于長期趨勢水平，趨勢增長水平不應該出現這么大的落差。我認為長期增長水平比現在要好一點，應該是8%或稍微高一點。即便會逐漸下降，也不會一下子降到4%的水平。

　　今年具體要看兩個領域：房地產和基建。如果這兩個領域起不來，對達到7.5%的增長目標以及把PPI拉出通縮都具有相當大的挑戰。從當前房地產在全國8個大城市的存貨、銷售比值看，這幾個城市存貨已經掉到10個月以下，也就是說房地產開發商再不建房，起碼一年之內沒房賣了。

　　基建方面，最近投資審批機制在發生變化，很多原來在發改委手里的審批權下達到各省里。如果財政政策能夠有所好轉，尤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問題能夠解決，預測未來3—6個月時間會出現新一波的投資高潮。而且地方政府非常有動力，他們希望能有一些創收來源。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屈宏斌

　　信貸與GDP增速背離

　　4、5月平均的工業增加值增速繼續放緩至9.25%，暗示經濟增速在一季度7.7%的基礎上仍在繼續回落。內需回暖并不明顯且外需疲弱仍在持續，我們據此下調了對2013年經濟增速的預測，從之前的8.2%下調至7.6%。

　　今年以來表現出的信貸加速與GDP增速放緩的現象，增加了市場對于信貸錯配和由此導致中國金融系統性風險上升的擔憂。實際上，信貸與GDP增速之間的差距，在“四萬億計劃”之后達到了歷史新高，顯示了經濟增長所需信貸量的提高。另一個衡量廣義實體經濟融資總量指標的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軌跡，也說明了同樣的故事——后者在銀行貸款擴張以及債券發行激增的推動下擴張迅猛。

　　我們需要客觀地看到，信貸的快速擴張，為金融危機沖擊下的中國經濟避免硬著陸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但帶來的后果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加劇，通脹及資產價格高企，大量信貸資金錯配入低效的投資項目。

　　經濟增速弱于預期，一種考慮是通過進一步放松貨幣財政政策，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速回升；另一種考慮是順應中國潛在GDP增速已經下降的趨勢，通過加快結構性調整及深化改革來釋放經濟增長的潛力，實現中長期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目前來看，政策層面更傾向于后者。

　　關于改革，我認為改革的推進及加快結構性調整是今年的政策優先目標。機構改革已經為改革的繼續推進創造了良好的開局。財政及金融領域不乏改革派人才。

　　從具體改革推進的角度，預計金融領域的改革推進速度會相對較快，主要原因在于近兩年利率市場化以及匯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繼續推進條件相對成熟；財稅體制改革領域，今年的服務業營改增也表明這一領域的改革推進會相對快一點兒；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稅改革，及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債形成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持續融資渠道，也有望取得進展；與城鎮化推進密切相關的戶籍制度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決定了城鎮化的推進效率和進程也在整體改革計劃中占據相對有限地位。除此之外，收入分配改革應與國企改革結合在一起。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滕泰

　　錢最多最貴的國家

　　中國式金融抑制和錯誤的貨幣政策是導致中國經濟下滑的根本原因。去年9月以來的反彈只是階段性的。

　　經濟增長的動力如果從周期來看，最小的周期就是庫存和訂單的調整。其實去年9月以來，中國經濟連續2個季度的反彈就是補庫存和訂單積極變化的過程，再加上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促使了經濟的觸底反彈。

　　但整體來看，回升的動力仍然不足。接下來要看比庫存訂單略長的周期因素即金融周期，這其中包括了信貸、股市、房地產等層面。

　　我國貨幣政策從2010年3月到現在一直是緊縮，只在2012上半年有過階段性放松。其實，若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持續地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降利息，中國的經濟就不會出現如今的問題。這就說明現在的中國經濟仍然持續受到“金融抑制”。

　　通過觀察利率的價格就知道中國式“金融抑制”有多嚴重：中小企業私募債的價格是14%-15%，民間短期借貸的利率是20%-30%，信托是7%-10%，理財產品是5%-7%。因此可以說，中國正處于高利貸泛濫的時代。

　　今年的經濟沒有別的看點，只能期待股市。一旦股市起來，消費和投資就會起來。而如果股市沒有好的表現，經濟則會繼續下行。因為財政擴張是沒戲的；另外，M2已經突破100萬億，貨幣不能再大量投放；民間投資受制于過高的實際利率而缺少積極性；消費同樣難有起色，因為中國的消費和居民收入是成正比的。只有股市是可能出現變化的。如果股市表現好，GDP增速將可以達到7.8%，否則，我認為增速將只有7.6%。

　　其次，流動性陷阱是不存在的，雖然表面上100萬億的貨幣發行量是規模很大，但是很大一部分被央行凍結了，銀行的儲蓄中有20%的存款準備金率，另外還有不到20%的資金在房地產市場當中。可以說，中國正處于十年以來貨幣政策最緊的時候。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錢最多的國家，100萬億的儲蓄總額，3.5萬億的外匯儲備；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世界上錢最貴的國家。

　　目前，中國需要解除金融抑制。首先，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20%降到15%進而降到10%，解凍資金；其次，降低銀行的貸存比；第三，取消信貸額度，商業銀行是企業，不要管人家貸多少錢。這一道道的緊箍咒一旦摘除，資金效率就會提高。

　　對于中國的改革之路，我認為應當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中國的經濟制度還存在普遍的供給抑制。改革的方向應當通過解除人口和勞動的供給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給抑制、土地和資源的供給抑制、資本和金融抑制、技術和創新抑制來發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會長

　　許善達

　　高檔房應不限購

　　影響今年經濟增速最重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7月的經濟決策。

　　今年政府有很多決策，但我認為房地產問題對經濟發展影響最大。我不贊成住宅地產一律用限購的辦法。限購抑制需求，現在需求不足。

　　2008、2009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政府要求央行放松流動性，商業銀行放松貸款，發改委批項目，投資需求很快就拉動起來了。包括2010-2011年也有差不多1萬億-2萬億的投資安排。這些決策拉動需求政府說了算，政府完全可以自主決定擴大投資規模。

　　這種促進經濟增長、解決經濟下滑的辦法，相比而言是最容易的，因為政府能說了算。但是現在產能嚴重過剩，不能再用這個辦法。現在需求不足，要想辦法發現并且刺激正常的需求，抑制不正常、有不良后果的需求，怎么選擇要看政府工作水平。

　　住宅地產是對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我主張首先要分類，對于保障性住房，限價限購，這取決于政府資源和市場資源的結合；普通住房，50-90平米的房子，控價控購，政府把這一類的房價，控制在工薪階層10-20年的工資水平，在當地辦企業、就業的人員具備一定條件就有權利購買這類房子；至于高檔房，放開價格，放開購買。有效的、正常的需求就釋放出來了。

　　如果下半年實行分類的房地產政策，我相信中國經濟的需求情況會比現在的一律限購要好得多，高檔住房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普通住房也會很活躍。這個政策對內需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老百姓并不是沒有錢，最愿意花錢買房子，政府為什么要抑制有效地、正常的住房需求？

　　另外，自住5年以上免稅，不應該適用于所有的房子，增值很多的高檔住房不論住多少年都應該征稅。保障性住房，增值后不能賣給市場，要賣給政府，這類住房與稅收無關。至于普通住房，設立政策自住多長時間的可以免稅。所以，一個稅收政策，如果前提不分類，很難執行。

　　中國還處于城鎮化的過程中，只要這個過程沒有結束，需求總體上不會減少。政府希望把房地產作為一個產業來拉動經濟增長，老百姓希望有房住，這兩者有矛盾。但是如果分類，就能把矛盾解決。

　　房地產問題是內需最重要的一項，如果房地產有很大起色，中國經濟增長就會上升。

　　摩根大通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朱海斌

　　制造業投資持續下行

　　我認為中國經濟短期仍將面臨很大的壓力。年初預測全年GDP增速為8.2%，現在預測全年增長7.6%。

　　為何經濟增速不如預期？就是因為零售消費和制造業投資持續下滑。我們認為接下來三個季度里，零售消費增速可以慢慢回升到13%-14%之間。而制造業產能過剩仍然嚴重，往常在庫存調整之后的重建階段，制造業投資通常會伴隨著利潤率回升。但去年四季度以來，庫存在重建，利潤率也回升了，然而制造業投資還是持續下行，產能過剩造成企業缺乏新的投資機會，這是中國制造業在今年以及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

　　今年，大家對改革的期盼比較高，比如新型城鎮化就是普遍接受的概念。我認為，城鎮化只是提供了一個大的政策框架和方向，談論改革方案時，我們還是要具體到一些領域。我認為改革有三個領域可以作為突破口：金融改革、財政改革、土地改革。

　　金融改革方面，主要就是國內的利率體系改革、對外的匯率體系改革和資本項目開放。各個領域的金融改革可能在近期都會向前推進。總體來說是好事，但在某些領域要慎重。比如說3-5年完成資本項目開放。如果這里指的是資本項目完全開放，我很擔心可能發生的后果。這幾年國內信貸增長過快,金融風險逐年累積。在國內金融體系風險被消化掉之前開放資本項目，很可能會增加對國內金融危機的風險。

　　財政改革，核心是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目前大家抱怨比較多的就是中央地方之間的收支不平衡。地方的事權大、財權小。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從財權的分配上，新增的一些稅種應當向地方傾斜，這樣就能使地方獲得新的財源；另一方面，事權的分配上可以將外生性比較強的支出，比如公共安全、教育等，完全由中央財政來承擔。但是,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與支付的比例不宜有大的變動。

　　除此之外，更核心的問題是要考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樣優化支出結構，把支出增速一塊降下來。從目前來看，中國財政的情況相對比較穩健，但是從趨勢來看并不容樂觀。最近幾年，財政收入增速明顯下滑，但是財政支出的速度卻絲毫沒有降下來。如果這個趨勢持續的話，未來5-10年財政收支缺口會越來越大。因此，這一輪財政改革的一個核心，是怎么樣把財政支出中那些該砍的項目砍掉。

　　第三個改革的核心領域是土地改革，這也涉及到戶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在我國規定的土地制度下，如何促成農村集體用地的流轉，在流轉過程中怎么保證農民的利益不會受到侵蝕。

　　這三個改革做好了以后，其他的改革領域自然而然的會被帶動，或者形成更加有利的改革環境。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

　　祝寶良

　　交易方式的變革

　　經濟比預期要差，這不只是中國的現狀，世界經濟同樣如此。去年普遍認為今年的經濟會略好于2012年，主要原因是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以及庫存調整的依賴。雖然這兩個原因仍然存在，但是對經濟提升的幅度比較慢。

　　投資方面，基礎設施建設的表現還算不錯，房地產比預期要好，但是制造業不盡如人意。企業庫存的問題值得注意，去庫存過后反而庫存仍在走下坡路。原因是大宗商品的價格下跌以及電子商務的發展，使企業看待庫存的理念發生了一定改變。

　　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下跌，企業不愿意大規模地囤積庫存，PPI指數的下跌就反映了工業生產的活躍度不夠高。電子商務的發展從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企業不再需要大規模增加庫存，這是交易方式的變革。

　　今年存在一個普遍認可的現象就是：金融熱、實體冷。原因有以下四點。

　　首先，M2的增長速度可能存在高估，原因是因為影子銀行進表（央行資產負債表），大概給M2的增速貢獻了2個百分點。

　　其次，即使除去M2被高估的2個百分點，M2的規模相對于實體經濟而言仍然偏高，這就說明仍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沒有注入實體經濟。我認為這部分錢都在炒作房地產以及資本市場中的創業板。

　　另外，社會融資總量在增加，貸款仍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卻沒有提振實體經濟。這是因為“以新還舊”的情況普遍存在。融資平臺上的很多項目現金流情況很差，很多項目融資并沒有真正投入項目，而是去還舊債，這就導致盡管社會融資規模在增加，但是這部分流動性仍只在銀行間流動。

　　最后，產能過剩嚴重，真正的實體產業無法吸引投資。

　　考慮到第三個原因，“流動性陷阱”明顯是不存在的。一旦放松貨幣政策，仍會產生巨大影響，融資平臺當然不會拒絕政府性債務融資。但是一旦放寬，亂七八糟的項目會蜂擁而上。所以，貨幣政策絕對不能放松。

　　關于地方債的問題，我首先要澄清，“地方債”是錯誤的說法。地方政府現在是不能發債的，應該叫做地方債務性融資。這種模式是要命的，會使銀行產生巨大風險。這也是一些做空中國機構認為銀行壞賬將會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巨大隱患的主要理由。

　　關于改革，我認為，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解決地方債務性問題。解決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最好的辦法就是允許地方政府發債，但是按現有的制度，這是不被允許的。所以，財稅制度改革亟需推進，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與財權是改革的方向。

　　這可以參考國外的經驗，那就是發行市政債。根據國外的經驗，地方發行市政債是需要議會、審計機構、財務機構共同操作，保證它的透明性、公開性。而在中國，監管缺失是最大的阻力。如何對項目進行評級、審核是需要體制改革來推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