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官方并未公開承認中國經濟“二次探底”和“硬著陸”，但市場趨于悲觀的預期愈見濃烈。有外媒分析稱，橫向比較全球三大經濟體的周期區間，美國正處于U型曲線的底部，歐盟處于下滑階段，而中國正從平地轉入下滑。

　　數據顯示，今年1—7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6785億元，同比下降2.7%。8月，匯豐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 P M I )終值降至47.6，為2009年3月以來最低水準，且為連續第10個月位于榮枯線下方。企業利潤日漸趨窄，而同時結構性減稅的效果卻并不明顯，中小企業仍舊面臨巨額的財務成本。

　　盡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日漸遠去已成多數人的共識，但到底應該如何恢復經濟增長，目前仍然存在疑問。

　　貨幣政策兩難

　　由于對經濟下滑原因認定出現分歧，所以，業界對應該采取怎樣的反危機政策，也出現了比較大的爭論。有分析認為，貨幣政策已日漸失效，再采取放松政策無疑是飲鴆止渴。瑞士信貸亞洲區首席經濟師陶冬就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進一步放松，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和對企業盈利的幫助相當有限。

　　另有分析稱，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制度紅利的回歸，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不可避免地出現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楊濤就將此次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中長期因素，這也是為何近段時間放松貨幣效果并不明顯的重要原因。

　　楊濤對《英才》記者坦言，中國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出現逐漸放緩的傾向，歸根結底是總需求與總供給層面都有一定問題。需求方面，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而消費出現萎靡。總供給方面，產量在下降，企業投資意愿也在下滑。

　　不過，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對此持相反觀點。他認為，經濟下滑70%要歸結為周期性原因，主要是因為之前六個季度的緊縮政策。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鄭超愚亦對《英才》記者指出，此前貨幣政策確實過于緊縮。“2008—2009年，M1、M2同比增長達到20%以上，而今年7月M1同比增長才4.6%，現在的貨幣政策是偏緊的。”

　　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對放松貨幣政策提出了警告。他對《英才》記者表示，貨幣政策的運作空間已經縮窄了，如果繼續增加貨幣投放，后果不堪設想。因為中國M2/ G D P的比重已經超過190%，而美國只有51%，中國貨幣總量已經高達90萬億。今年M2的預期增速為14%，新增加12萬億人民幣，大體能滿足今年7%的經濟增長需求。如果想將經濟增速拉回之前的速度，M2的增長速度應該提高到16%—17%，但是這樣算下來，今年底M2總量將高達100萬億元，這樣的后果不可想象，通脹風險相當嚴重。

　　魏杰進一步指出，有評論希望央行增加信貸規模，但7月的數據無疑是當頭一棒。7月新增信貸規模只有5000多億元，環比6月回落，其主要原因是企業沒有貸款需求，因此貨幣投放受到約束。

　　“但是，基于對當前形勢的擔憂，可以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來增加貨幣流動性。在堅持M2增長14%的基礎上，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提高貨幣使用效率，而總體的貨幣量沒有增加。”魏杰說。

　　但鄭超愚并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表示，不能以過往的經濟理論來分析新的經濟形勢，美國就是通過貨幣政策日漸走出危機的。“貨幣供給創造貨幣需求，貨幣政策沒有效果是因為沒有突破門檻。危機時期，貨幣流通速度慢，貨幣創造的乘數下降，因此需要更多的發行量突破界限。”

　　對于輿論擔心的通脹風險以及資本可能流入房地產等行業的問題，鄭超愚表示，可以通過宏觀審慎監管已達到結構性的管理，防止資金流入房地產。而原來擔心的通脹問題已經消除，CPI已經跌破2%。

　　減稅無效？

　　貨幣政策的放松與否陷入分歧，用財政政策替代貨幣政策日益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不過其效果如何仍存爭議。

　　財政政策方面，首要問題是給企業減稅，特別是結構性減稅。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結構性減稅實行的狀況卻并不如人意，一些企業稅負不降反增。

　　對于結構性減稅，魏杰表示贊同：“減稅規模應達到3000億—8000億元，我認為最少要減稅8000億元。減稅對GDP的貢獻是1:6，減稅8000億元，G D P會增加4.8萬億。”

　　但在鄭超愚看來，地方政府債臺高筑，在預算不平衡的狀況下，希望地方政府減稅，難度可想而知。“我同意減稅，但減稅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在反周期的時候，減稅效果并不明顯。危急時刻，減稅一兩個百分點的稅算什么？反危機政策還是要看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政府主導的大型投資一定不能掉。”

　　事實上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早已成為坊間熱議焦點，但確切的負債規模并不明晰。據國家審計署數據顯示，截至9月，中央政府負債4萬億—5萬億元，地方政府負債達10萬億—11萬億元，總負債14萬億—16萬億。

　　不過學界并不認同此數據。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借債總規模為28萬億，相當于2011年GDP的70%。

　　“債務危機的紅線是借債規模占GDP達到60%，超過100%就會爆發債務危機。而中國已經超過60%的紅線，因此繼續融資以擴大投資是不可持續的。”魏杰說。

　　除減稅這一大項外，財政支出政策的差別性也引起廣泛討論。楊濤表示，未來財政支出應傾向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需求角度而言，要更加傾向于保障性支出和貨幣金融，創造有利于居民消費的外部條件，包括居民消費信貸、支持消費的金融創新等。從供給角度講，政策著力點應該放在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促進創業引導基金的發展，支持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和全世界都不一樣。中國政府是國有土地的所有者，同時擁有國有企業的股權，金融企業的金融資本，這些支撐了中國的資產負債。

　　對此，楊濤表示，中國政府資產瘦身有其必要性。一旦遇到現金收支的問題，政府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賣資產來解決，但是這只能短期內支撐。如果長期出現問題，比如當經濟處于下行周期，資產變現的能力不暢，資產的流動性也很低，政府部門擁有的資產就難以變現，因此中長期來看，政府必須適度緊縮資產負債規模。此外，在政府和市場邊界的問題上，由于政府當前掌握的經濟資源不斷上升，一方面導致對非公共部門的效率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政府收入越多，政府支出擴張的沖動就越大，這個過程將導致政府感覺總是缺錢，就需要更多的收入支撐，對民間的擠出效應就會更強烈。

　　“對民生的支出增加1個百分點，消費會增加10個百分點。”魏杰說，“應該繼續加大對民生和中小企業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