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小企業生存困難再次成為各大媒體的關鍵詞。不少人甚至認為，當前中小企業的經營形勢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更為嚴峻。
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融資困難、勞動力成本上漲、出口需求下降……多重壓力疊加之下，眾多中小企業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
時勢逼人，總有一批無法適應生存的中小企業會被淘汰，但畢竟大多數企業的日子還要繼續。
坐在一群企業家中間，IMF副總裁朱民開口即言“大勢”：“當今世界有三大變化，企業家們要想立于潮頭，必須能夠把握大勢。”
所謂大勢，在朱民看來，即新興市場的企業家未來將是全球增長的領頭羊、全球制造業變局和新科技的發展將帶來全球經濟格局的演變。
當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受到全球局勢的影響，當傳統的市場競爭法則和經營理念不再繼續有效，企業家們也不得不承認，大勢真的變了。
在獐子島漁業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吳厚剛看來，雖然大的宏觀環境國家之間可以通過協商解決，但在具體產業之間，中國企業依然面臨著很多挑戰。
一方面，當前中國企業還沒有實力建立自己的高新技術體系，而另一方面，“前一個平衡被破壞了，在新的平衡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全球經濟仍將處于動蕩之中。要想中國企業在新的平衡建立過程中貢獻更多的力量，就需要產業之間在貿易公平的前提下加強合作，特別是美國，不能有些產業放開，有些高技術產業就不放開。”
隨著大勢的改變，中小企業下一步如何落棋下子，是轉型升級、走出去還是維持現狀？是尋求政策支持還是提升內部管理自我救贖？《英才》記者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采訪了多位企業家，與讀者共享他們的觀察與思考。
融資難 老生常談
在夏季達沃斯“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分論壇上，保誠集團首席執行官譚天忠的一席話引起政府要員的注意：
“我們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投資，每一個區域、每一個地方幾乎都有財政赤字的問題，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手段去解決這些問題。如果主權債務問題不解決，整個經濟系統都有可能崩潰。但是政治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給我們投資者足夠的信心。”這樣的表達讓當時臺上的兩位政治家英國前首相布朗、新加坡外長楊榮文頗為動容。
事實上，歐債危機、銀行危機等問題，同樣可能給中國經濟運行帶來風險。
“從宏觀上講，現在的債務危機不像之前的金融危機，說過了就過了。”馬凱集團董事長李震認為，當前美國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導致其對外需求將繼續弱化；加上歐元區、日本經濟也不是很樂觀，美元可以預測的貶值問題等等，都將影響到中國企業的出口。
除了國際環境的動蕩之外，當前國內整個宏觀經濟的形勢也不容樂觀。
“通貨膨脹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對發展中國家的傷害比較大，因為我們正需要發展，在發展過程當中遇到這些壓力，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同時，諾華中國區總裁易珉還對《英才》記者表示，“這已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國企、私企和跨國公司都要面臨挑戰”。
但是，同樣的困惑落在中小企業身上，卻可能引發“倒閉潮”，因為中小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相對更弱。從與會的浙商中，聽到最多的聲音就是，希望有關部門出臺更多針對性政策幫助中小企業發展和成長。
諸多問題中，中小企業融資難在中國似乎是一個老話題，但是，由于信貸緊縮，銀行貸款的門檻也越來越高，由此，舊有的癥結可能更難解決。
在本屆達沃斯峰會上，多數中小企業主表示，已經感受到銀行貸款供應偏緊，而且也將“融資難”定位在困難之最。
北京語言大學原副校長霍明杰對《英才》記者直言，目前中國各大商業銀行并不具備風投的眼光，對中小企業關注度明顯不夠，導致2009年之后，中小企業為了生存，便走向“空殼化”，即“以錢生錢”、不以生產社會所需產品為要務，變成了中小型的金融公司，且往往躲藏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搞亂了國家市場經濟。
與此同時，中小企業融資難，還帶來了一定的市場錯覺，比如對于“國進民退”等有一定爭議性的話題，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于汝民就指出，其實中國并不存在“國進民退”，因為對于基礎建設的領域，也在向民營企業敞開，可以說，民企在進，而不是退。之所以大家有錯覺，很大原因是中小企業貸款難。所以，中國應該著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這一大問題。
在“解讀‘十二五’規劃”等分論壇上，與會專家也談到，銀行系統在當前穩健的貨幣政策下，恐怕很難滿足眾多中小企業的需求，關鍵還是要推進金融和渠道的創新，并輔之以財政、稅收等多種扶植政策，讓中小企業渡過難關。
來自浙江的盤石信心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田寧指出，目前國內針對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數量還不多，相關的金融產品也不多。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表態稱，當前融資難的問題客觀存在，解決起來不僅要看貸款總量，還要看結構。對于那些可以解決大量就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政策需要有所傾斜。
事實上，中小企業貸款難，也并非是中國的特例，在美國等市場同樣遇到，但是，在達沃斯論壇上，已經傳出一些關注中小企業信貸的聲音。世界經濟論壇拉美事務高級顧問William R. Rhodes就指出，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需要全世界銀行加大力氣，因為這是利潤不斷增長的市場。
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也補充稱，給中小企業貸款，對銀行來說有現實的利益。因為大型項目和大型企業融資渠道越來越多，談判能力越來越強，貸款時都要求利率下浮。
人才缺失一將難求
除了融資難之外，對中國中小企業來說，人才也成了新難題。
盡管中國是名副其實的人口大國，但是，《英才》記者調查中發現，即便是身處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中的核心企業，卻也面臨著不同程度的人才瓶頸，其中，規模更小的企業面臨的壓力更大。
作為高科技信息產業的代表，老牌軟件勁旅東軟和新創外包公司symbio在人才上，遇到了不同的挑戰。
“最大挑戰不在成本和工資，而在創造性。行業中，不缺少有主意的人，但是，能把主意變成錢的人太少，所謂創造性，不是你能創造一個東西，而是能創造價值”，東軟董事長兼CEO劉積仁告訴《英才》記者，東軟在9、10月將招聘2000人，但是，要尋找創造性的人才并不容易，需要在群體里培養、再發現，不是簡單面試就能發現的。
相對的，symbio CEO徐嘉告訴《英才》記者，他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人力成本，為此，公司研發團隊已經在從北京、上海向成都、濟南和無錫等地轉移，甚至，研發中心向芬蘭、瑞典和美國轉移。
“微軟、谷歌等企業付給中國最高端工程師的待遇，已經超過美國本土員工了；騰訊、百度等大公司實力雄厚，現正開高價搶人才”，徐嘉指出，當世界變得越來越平，人才素質也變得越來越接近，而待遇水平也愈加向一線公司看齊，這對于創業型公司頗為煎熬。
除了軟件業，火爆的物流業也正面臨急缺綜合管理人才的困境。大田集團董事長王樹生告訴《英才》記者，因為中國過去沒有物流概念，所以很多人才都是從國外引進的，通常引進成本都非常高，單人成本幾十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但物流業最多的是3%-4%的利潤，那么，一般物流企業以目前的利潤很難承擔得起，這也是導致中國物流業發展緩慢的一個最重要因素。
“中國最需要人才，這是每個企業家都會去思考的問題，中國企業缺人才，只能是自己去培養。在人才鏈上，適應自己企業的才是最好的，我們屬于大型制造業，基本上都是要一點點花時間、臺階式的培養”，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對《英才》記者稱。
政策瓶頸變化莫測
今年以來，受政策沖擊最大的當屬房地產業。
“政策多變，我們的不容易在于，第一，整天做過山車，一會兒下一會兒上；第二，本身競爭很激烈，就是跟做時裝一樣，今天要紅色的，明天要藍色的。”萊蒙國際集團董事長黃俊康對《英才》記者直言。
事實上，中國房屋商品化的歷史不過是從1998年至今的13年，在黃俊康看來，中國企業要在短短十多年里走完國外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這中間有一些問題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于房地產政策的變幻莫測，比如銀根緊張、限購、限貸、限價等，多數企業家無奈的表示，只能不斷適應。
在一條產業鏈上，還有著圣象地板等企業也與房地產關聯度很高。圣象集團執行總裁郭輝指出，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從去年到今年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有人說這是史上最嚴厲的調控政策，這樣的政策還能走多遠？還能持續多久？的確很難預料，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市場的問題，更多是政府和行政干預的問題。
不過，對于政策瓶頸，房地產行業的不確定性和多變性，與物流業的規則不統一相比，便顯得有點小巫見大巫。
“現在對物流行業，各部都在管。郵政局也在管、商務部也在管、交通部也在管、鐵道部也在管、民航總局也在管。每個部都有不同的管理規則，而且他們的規則都不統一。”王樹生顯然對此相當困惑。
他指出，對于一個從國外引進的行業概念，物流業包含了貨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等綜合業務，但是，截至目前，并沒有一個專項部門來統一管理物流行業。稅收問題、道路管理問題、郵政快遞準入問題，各地區、各部門各自為政，導致中國建立現代化的物流變得非常困難。
“對于中小企業而言，有關政府和政策扶持的話題最敏感，通常都有一肚子苦水。”霍明杰補充道。
除此以外，“從地溝油、毒奶粉事件到達芬奇事件等，整個社會還面臨著誠信基礎的缺失。”李震分析說，近年來很多外國品牌在中國很有市場，甚至導致相關同行業的中國企業倒閉，或者中國某一個產業、某一個品牌毫無預料地“自殺性死亡”，很大一個原因就在于，中國企業自身營造的社會氛圍也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中國消費者對某些中國品牌的不信任，在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的時代，將對國內一些產業和行業帶來毀滅性影響。而這些問題，政府部門應該從戰略角度進行提前的預防和監督，最好不要做亡羊補牢之舉。
或許，危機即轉機。中國企業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在認清了大勢、看到了機會之后，直面自己的困難和挑戰，并尋找解決之道。
小船如何抗風險
盡管2011年夏季達沃斯世界
經濟論壇已落下帷幕，但是，對于“如何有質量的持續增長”，還將不斷拷問全球企業。
對于新興經濟體領頭羊的中國，盡管在兩次金融危機中都贏得無數贊譽，甚至被成為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引擎，但同樣面臨增長質量的問題，其中，深陷困境的中小企業問題最為突出。
盡管《英才》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多數企業家并不認同中小企業已形成所謂“倒閉潮”，但是，無一例外地指出，“融資難”、“用工荒”、“成本高”等多種因素疊加，讓中小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G20峰會上有一句名言，如果能找到一把鑰匙讓全世界增加就業、解決貧困、走出金融危機，那么這把‘金鑰匙’就是中小企業的良性發展。”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說。
然而，找到“金鑰匙”并不容易，中小企業的發展也不能完全指望現有金融體系，他們不得不通過調整戰略和改善經營管理等措施來“自救”。
“中小微企業相比大企業，好處是船小好調頭，相對靈活，危機到來之后，中小微企業應及時隨著外部環境進行調整”，宜信公司CEO唐寧稱。
針對“小船如何抗風險”，中小企業應對策略豐富多樣、不拘一格。他們或選擇從細分領域和市場中挖掘新商機、或打包出海尋找國際議價的空間、或對原始產業進行轉移和升級、或根據產業政策風向標伺機收購與整合。在此，《英才》記者特別梳理并為中小企業支招。
支招一：尋找新興市場
面對信息技術產業的日新月異，不少老牌IT地方國企面臨了不同于化工、機械、防治和冶金等傳統行業的問題。研發投入周期長、新產品壽命短、知識產權紛爭不斷，讓那些由于歷史原因偏重于制造的IT企業舉步維艱。
“只能抓住一些重要環節，隨時關注政府制定的相關政策，依此調整自己的產業方向”，天津中環電子信息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旭光對《英才》記者直言。
目前，中環電子的新方向在于新能源。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太陽能產業基地在天津受限，而內蒙古鼓勵該產業，中環電子便選擇了這種既符合國家政策又符合當地規劃的戰略遷移，在內蒙古加大對光伏產業的投入。
過去，在全球軟件外包市場聽到最多的是“人海戰術”，借此，印度和中國已經成長出一批強大的軟件外包公司。對于一個相對成熟的市場，如此多的玩家如何才能最后剩下？“銀行系統、醫療系統等行業軟件外包，我們都不碰”，徐嘉的選擇是，只將業務定位在智能手機和互聯網等產品的研發外包上。
徐嘉認為，選擇定位在哪個細分市場非常重要，因為即便是參與全球化競爭，遇到印度對手也有自己的差異化優勢。
支招二：夯實產業鏈
針對房地產行業政策的變幻莫測，郭輝對《英才》記者稱，在大勢好時，每年行業有20%-30%的增長，每個企業都試圖抓住細分市場、雄心勃勃，此時，若想整合產業鏈，難度很大；在大勢不好時，平時資金、人才儲備不夠雄厚的公司會遭遇瓶頸，整合機會變大，而且，誰的產業鏈更完整，誰的抗風險能力就更強。
由于家具建材行業強調資源性，所以，圣象地板的策略是不斷夯實產業鏈，從原木的生產基地建設到生產、終端銷售渠道等一條龍持續打造和改善。
在同樣強調資源生態型的海產品市場，吳厚剛對《英才》記者指出，完整的產業鏈運營模式是多年保持有效增長的關鍵驅動力之一。
事實上，對于頗為傳統的漁業企業而言，要實現規模的跨越，關鍵在于要“從資源到市場”，來摸索如何“經營產業鏈”。
同樣，在農業領域，產業鏈經營因其改變了傳統農業分散經營的落后方式，可以讓企業有效規避經營風險、獲取整個鏈上的利潤，因此自19世紀50年代于美國產生以來，便迅速傳入歐美及日本等發達國家，并成為了主流趨勢。而這也正是國際發達市場現代漁業發展的經驗和趨勢。
支招三：打包出海
盡管華為、聯想等為中國企業國際化樹立了榜樣，但是，整體而言，企業出海對中國企業一直是個難題，尤其是對勢單力薄的中小企業。
“尋找新的增長點，唯一的路子就是國際化”，愛國者董事長兼總裁馮軍近些年一直在倡導國際化，但是，他選擇讓愛國者“走出去”的方式，不是孤軍作戰，而是“組團中國企業家”達成“環球聯盟”。馮軍召集自己的老朋友——匯源集團董事長朱新禮、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皇明太陽能集團董事長黃鳴等民營企業家的優秀代表都加入愛國者學習俱樂部，抱團出海。
加入同盟的企業家也認為，中國企業之所以沒有走出去，就是沒有海外孵化器，而歷史的經驗證明，中國要想走出去，就應該團結起來，打包出海，向日本和韓國學習經驗。
馮軍向《英才》記者坦言，過去國際化有諸多困擾，比如簽證官不簽證怎么辦、生意斷了品牌斷了怎么辦、中國政府幫不上忙怎么辦、不能安全落地建辦事處怎么辦？
通過將中國優質品牌打包出海，不僅能解決以上問題，還能反客為主，挑選海外渠道，同時，提升銷售價格，刺激營收增長，進而反哺品牌力。
馬凱集團董事長李震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還談到一種趨勢：前年，主要還是外資來中國收購，去年特征不明顯，但是，今年發現很多中國企業尋求到國外收購，同時也有不少外國公司愿意拿到中國來兜售，所以，他建議中小企業應該抓住行業洗牌的機會，積極通過收購獲得海外技術和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