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堅持農村土地的國有化，還是搞農村土地私有化？這種爭論，正隨著農村土地規(guī)模化流轉日漸白熾化。

　　其實，對中國而言，無論是實行土地國有制，還是私有制，都只是理想中的狀態(tài)。因為無論私有還是國有，都缺乏實施的基礎——土地制度的變遷離不開原來的制度基礎。過去60年土地制度的變遷是丟不掉的，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前進。

　　實際上，產權是公有還是私有，是集體所有還是國家所有，都不是關鍵。問題的關鍵在于產權實施能力。換言之，如果擁有收益權和處置權，又何必在乎所有權是姓公還是姓私。而產權的實施能力則取決于傳統(tǒng)習俗、實施成本和產權細分等情況。

首先，違反了傳統(tǒng)習俗，會遇到傳統(tǒng)的強力抵抗。

　　其次，實施成本高低也決定了流轉能否實施下去。這一點從“小產權”房的現(xiàn)狀就可窺見一斑。我們看到，盡管政府限制很嚴格，“不允許私自蓋小產權房”的文件也一個接一個，但結果還是“小產權”房如雨后春筍，前兩年已達66億平方米。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政府取締“小產權”房的成本太高。現(xiàn)行政策規(guī)定，土地必須先從集體所有變成國有，才能用于建設。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想方設法進行土地“變性”。

　　現(xiàn)在，很多地方政府在進行城鄉(xiāng)統(tǒng)籌的過程中，還出現(xiàn)了地票、指標交易現(xiàn)象。這種土地指標交易的荒謬之處在于，它既不是市場交易，也不是政府交易或者配額交易，而是用政府交易的方式來完成市場交易的過程。現(xiàn)在的指標交易過程是：遠郊的農民把指標賣給政府，政府賣給開發(fā)商，開發(fā)商再去在近郊征地建設。這種行為基本上是黑箱操作，不僅侵犯農民的權益，也加劇了土地成為矛盾中心的進程。

其實，如果農民能夠獨立自主地進行交易和流轉，應該可以解決成本過高的問題。

　　第三，產權的細分，是讓產權的權能配置集中到能夠最有效的使用人的手里，進而推動產權交易的發(fā)展。

　　目前一些地方出現(xiàn)的大規(guī)模土地流轉，就是在所有權不變，承包經營權分離的基礎上形成的。土地產權最重要的是所有權、經營權和收益權。產權的細分，即“三權分離”，實際上是產權的有效實施形態(tài)，使得地權變遷回歸了產權變遷的正道。

　　由于比較收益較低，政府的干預較少，提供的服務也在增加，所以目前農業(yè)用地流轉的發(fā)展比較正常。這也許是60年來農民的自主權利得到保障的比較好的時期。但是，建設用地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既然農地流轉可以解決問題，為什么不借鑒農地流轉的辦法來解決建設用地的問題？只要，在實施過程中，像農地流轉一樣，把80%的租金、收入給農民就可以了。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先改革財政體制，使財權和事權統(tǒng)一，地方政府有了平衡收支的能力，不需要通過征地來解決財政問題。

　　現(xiàn)有的土地立法，包括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都是以保護所有權為中心而制定的。其實，農村土地的流轉現(xiàn)實表明，目前完全可以在不改變產權的情況下，解決由產權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權利與利益問題。比如，《物權法》明確規(guī)定，土地承包權是一種物權，這就使得承包土地變成了承包戶的財產。而農地流轉以后，承包戶取得了大部分租金收入，這標志著承包權作為物權真正落實到農戶手中。這就為修改土地立法創(chuàng)造了條件。由此，土地立法修改的方向是，從保護所有權為中心轉向以保護物權為中心。這對于土地的流轉和農村的發(fā)展，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