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09年各國政府面對危機時的“同仇敵愾”不同，經濟止跌之后，各國的利益訴求不再趨同，甚至走向沖突。比如，人民幣匯率重新成為美國攻擊中國的靶子、“匯率大戰”陰云開始彌漫各國央行上空。從合作走向博弈的現實形成了2010年經濟的“復雜性”局面。

　　世界經濟是在反彈中進入2010年的，但借助于政府刺激政策的反彈到自主復蘇，這往往不是一條無縫對接的通道。因而，政府刺激政策的“進退兩難”也構成了今年經濟“復雜性”的另一個方面。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通貨膨脹、房價高企、政府投資擠占民間投資等刺激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而當央行二季度開始收緊貨幣供應量、政府開始調控房地產業時，經濟增長率又出現了反彈后的回落；此外，政策變化或招致的熱錢涌入也成為了決策層新的夢魘……

　　無論如何，中國經濟走在了世界經濟復蘇的前頭。當周期性的難題得到緩解時，決策層開始思考結構性問題的解決之道。雖然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迫切性是在增強而不是減弱。

　　如果加上2011年中國即將進入新的“十二五”規劃，那么對中國經濟的梳理，就不單是在梳理金融危機后的復蘇，而且也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重新審視。

　　風險“邊際滯脹”

　　在國際經濟各方從協同行動走向各自為政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高速反彈難免會令其他國家嫉妒，但增長率高企的背后，中國經濟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二、三季度的宏觀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1.9%、11.3%、9.6%，呈現沖高回落的狀態。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一方面是由于去年經濟增長“前低后高”的基數效應導致；另一方面則是政府政策加強調控的結果。

　　與經濟增速放緩相伴而行的則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連續攀升，7、8、9三月的CPI均在3%以上，而10月更是達到了4.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已經處在“邊際滯脹”的狀態。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增速放緩，同時通脹趨勢攀升。

　　10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自危機以來首次加息，分別上調一年期存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超愚看來，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沒有大幅下滑，而通脹問題又越來越突出，從而迫使央行做出了加息決定。

　　在第一季度經濟出現11.9%的增長率時，央行實際上采取了數量上收緊的貨幣政策。2009年廣義貨幣的增長率為27.7%，而今年上半年則下降到了18.5%。或許是基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以及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增強，三季度的廣義貨幣增長率又略有回升，達到19%。

　　如果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視角予以分析，今年一季度延續了去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負拉動的情況，但是從5月開始，中國的出口順差又開始增長，這也意味著，出口又開始成為了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

　　與此同時，消費也出現了較快的增長，三季度社會消費品實際增長率是15%，雖然比2009年要低一些，但高于之前的任何年份。按照以往狀況看，這個數字一般是在12%-13%。

　　但隨著中央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清理、對房地產業的調控影響下，今年的投資增長速度有些回落。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系主任賀力平告訴《英才》記者，就目前情況而言，“房地產是在溫和減速，但速度還是很高，超過全社會的固定資產增長速度。”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金巖石則認為，房地產投資有趨軟跡象，但調控政策真正顯效，將會是在12月出現。

　　總體來看，三駕馬車中，投資減速部分由消費和出口的增長有所抵消，經濟增長率減速的同時，投資、消費、出口拉動的比例反而相對趨于平衡。

　　難題 靠什么轉變

　　雖然如此，三駕馬車的比例仍遠未協調。

　　“三者的增長速度同步是一個理想的狀況，中國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賀力平認為，依賴出口、依賴政府投資、依賴銀行大量的信貸，導致了轉變的挑戰“非常大”。

　　世界銀行在2010年第三季度的《中國經濟季報》中指出，中國各種經濟目標中最為關鍵的是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這種要求比5年前更為迫切，因為出口前景已不如從前，而且中國的經濟規模以及外部盈余都大大高于5年前的水平。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告訴《英才》記者，要想實現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結構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結構轉型，就必須要依靠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中信建投首席宏觀分析師魏鳳春也表示，過去一段時間的公共政策擠占了民間的投資空間，需要推動制度變革，讓民間資金有地方可投。

　　從總供給角度看，中國的經濟結構需要從目前第二產業占比過高、第三產業占比過低的結構向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結構調整。

　　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曾向《英才》記者分析認為，“匯率升值，出口部門的成本增加，盈利減少，資源就會流向其他部門，比如服務業。”

　　6月19日，政府再次恢復了人民幣匯率彈性。雖然從6月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過上下波動，但總體升值趨勢明顯。

　　金巖石認為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開始。當前出現了一些外向型企業通過內需的拉動和人民幣升值的啟動將生產基地內遷，如富士康揮師河南。與此同時，沿海城市也已逐漸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

　　與一般學者認為經濟結構調整需要通過減少政府投資、增加消費來實現不同，金巖石認為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高增長、高投資、高貨幣投放以及人民幣升值來推動。“我們希望投資能夠降下來，貨幣發出去能夠收回來，這是我們很多人腦子里的兩個假設，但實際上我們做不到。”金巖石對《英才》記者說道。

　　“我們只能讓投資和貨幣繼續驅動增長，然后降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通過城市化和人民幣升值逐漸實現內需型驅動，逐漸形成內需市場的擴張，當內需市場擴張形成，消費升級的慣性已經形成的時候，我們才會逐漸降低投資、收縮貨幣、讓消費驅動。”金巖石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