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政協委員，賀強一直踐行著自己參政議政的使命，憑借著對中國證券市場的長期研究，他的提案常因“超前”地有的放矢，最終轉化為政府政策，而受到資本市場的關注。

　　2008年“兩會”，賀強提交了《關于我國證券市場單位收取證券交易印花稅的提案》，不久后印花稅果然實現了單邊征收；2009年“兩會”，他提交了《關于加強證券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適時推出股指期貨的提案》，今年上半年股指期貨如期推出；2010年“兩會”，他又提交了《關于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大力發展證券場外市場的提案》，外界對證券場外市場的推出翹首以待。

　　采訪中，無論是關于證券市場的制度建設問題，還是關于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問題，賀強都從歷史的維度向《英才》記者娓娓道來。

　　“T+0”抑制暴漲暴跌？

　　《英才》：今年以來，中國的資本市場推出了不少新工具，如融資融券、股指期貨，你認為“T+0”交易是否會在近期推出？

　　賀強：“T+0”交易是否推出，我認為是一個認識上的問題。1995年1月1日以前，我們實行的就是“T+0”交易。1994年8、9月推出三大“救市政策”后，上證指數在兩個月間從350點暴漲到1000點，決策層認為股市過度投機了，便推出了一些利空政策，其中一個就是決定從1995年1月1日起變“T+0”交易為“T+1”交易。

　　客觀地說，股市是否過度投機關鍵不在“T +0”還是“T +1”。“T+0”交易并不見得會導致過度投機，恰恰相反，我們認為“T+0”對交易中的股票價格起到一種抹平作用，因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市暴漲暴跌。我們是主張推出“T+0”交易的，它實際上還能夠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而且也有利于活躍市場。

股指期貨就是“T+0”交易，因為只有大量頻繁的交易才能實現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另外，“T+0”也有利于投資者及時規避風險。

　　現在股指期貨市場實行的是“T+0”交易，而現貨市場卻是“T+1”交易，兩者之間沒有辦法無縫對接。有人擔心股指期貨交易量比現貨市場大，認為不正常，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如果現貨市場也實行“T+0”交易，那么現貨市場的成交量便能夠進一步放大。將一個“T+1”交易的市場與一個“T+0”交易的市場相對比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發展證券場外市場

　　《英才》：我們知道你在今年“兩會”上有一個關于大力發展證券場外市場的提案，意義何在？

　　賀強：是否要發展證券場外市場是一個戰略問題，我們十六大、十七大都提出來要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多層次是什么意思？主板之外我們已經推出了中小板和創業板，但這些都是場內交易。我們認為股票市場真正的多層次不僅是指場內市場的多層次，更重要的還要包括場外市場。

場內市場（證券交易所）是證券市場的核心，但不是主體，真正的主體應該是范圍更廣、門檻更低，能滿足大量中小企業融資需要的場外市場。場內市場容量是有限的，創業板一開始28只，十年以后能夠發展到28萬只嗎？不可能。

場外市場還有一條重要作用，即成為私募股權投資的退出機制，因而它能夠進一步刺激VC和PE的發展，VC和PE的發展實際上也等于將社會力量調動起來給中小企業融資，而且都是直接融資。

　　《英才》：那我們現在該如何發展場外市場?

　　賀強：這涉及到我們是要搞全國統一性的場外市場，還是搞區域性的？之前29家證券交易中心就是區域性的，差不多各省一家。如果搞全國統一性的，是否在中關村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張成全國統一交易市場？關鍵還是看管理層的思路。

　　年內不會有通脹

　　《英才》：為什么貨幣供應量擴大的同時，通貨膨脹并沒有明顯起來？是因為滯后效應還是什么？

　　賀強：1996年以前，貨幣供應量一擴大，或貸款規模一擴大，立刻物價就上漲，導致通貨膨脹，但在那以后，這種現象不存在了。去年貸了9.56萬億，全年C P I還負0.7%，事實證明通脹不起來。我們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么大的貸款規模，在過去，物價上漲與貨幣供應量擴大的關系是立竿見影的。

　　這輪經濟周期擴張期從2002年以后，經濟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而同期的貨幣供應量卻要比以前擴張得還厲害，人們感覺很奇怪，大量投放的貨幣都到哪里去了？

　　《英才》：人民幣到哪里去了？

　　賀強：因為經濟背景發生變化了。1996年以前的經濟背景是商品短缺，所以流通中的貨幣一增加，當它轉到老百姓手中的錢時，商品立即被搶光，物價就漲。當時第一需要都沒有滿足，有了錢就增加商品購買，必然導致物價上漲。1996年以后，經濟背景已從相對短缺變成了相對過剩。此時手里的錢再多，也不會再去搶購冰箱、彩電。

　　同時市場背景也發生了變化，1996年以前的市場是單層次的，主要是消費品市場，其它市場（包括股市）都還在萌芽期。這種情況下，貨幣流通渠道主要就往消費品市場流。在那以后，市場層次越來越多，不僅有消費品市場，還有生產資料市場、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等，因而資金往消費品市場流的就少了。股市、樓市在宏觀上起到了貨幣分流的作用，所以它抑制了物價上漲。

　　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過程中每個人的不確定性增強了，社保還沒有完善，人們不敢隨便花錢，故將錢存入銀行，就形成了“被動儲蓄”的現象。

　　《英才》：你怎么看下半年的物價？

　　賀強：我們認為今年會有物價上漲，但不會有通貨膨脹。2%甚至4%的物價上漲跟真正明顯的通脹或惡性通脹不是一回事，而我們要反的則是明顯的或惡性的通貨膨脹，只有兩三個點的物價上漲首先說明的是消費得到了刺激，畢竟CPI是反映居民消費水平的一個指標。

　　化解政策悖論

　　《英才》：從今年上半年的貨幣政策來看，我們發現政策方針和實際操作有些不一樣，比如從政策方針上看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實際上卻是收緊的。

　　賀強：首先，注意去年經濟工作會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都對今年政策方針做了類似的陳述，即今年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要保證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這句話給人還是繼續寬松的感覺，但很多人都忘了它后邊又加了兩性——“針對性、靈活性”。從前面兩性來看今年的政策應該是寬松不變，而后面的“兩性”則意味著根據不同的經濟狀況可以適當的收緊。

　　從更大的層面來講，當經濟處于重大轉折時期，政策也可能出現重大的變化，可一旦重大的政策變化之后，經濟按照政策的意愿朝著好的方向轉變，那么我們的政策就會逆轉。比如現在，我們的經濟正在重要的轉折時期，去年的經濟危機導致了經濟大幅下滑，結果是我們出現了重大的政策轉變，從全面收緊轉為全面放松，去年的“V型”反轉表明這種政策達到了經濟效果，決策層便開始擔心政策的負面影響。所以，盡管大的方針不能改變，但具體的政策措施可能收緊，出現這種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