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消息，決定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在此前的近兩年時間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被維持在了6.82—6.84元的窄幅區間內，美國國會則在3月就叫囂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央行宣布這一條消息的背景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將于當月26日參加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的G20峰會，此前中國政府一再強調抵制在G20峰會上討論與人民幣匯率相關的問題。

　　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中國金融機構5月新增外匯占款僅1316億元人民幣，環比下滑54%，遠低于當月外貿順差與外商直接投資（FDI）之和（約為1882億元人民幣），這顯示中國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資本外流現象。

　　此時重啟匯改或許正是最好的時機。實際上，今年以來，就有不少學者提出了重啟人民幣匯改的必要性，本刊5期雜志《低匯率后果嚴重》一文也闡述過重啟人民幣匯改之于調整國內經濟結構的重要性。

　　在“最不確定”的2010年，匯改重啟也成為了人們觀察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傾向的風向標。有人將此解讀為政府在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也有人則認為，匯改重啟表示政府或正在放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而這種政策轉向將導致經濟出現下滑。

　　為國際化鋪路？

　　在宣布匯改重啟之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李東榮在哈爾濱表示，國務院已經批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境內試點地區將擴大到20個省市，并將試點所涉及的境外地域擴展到所有國家和地區。

　　再之前的6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與冰島中央銀行簽署了金額35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這是人民銀行第一次與歐洲國家央行簽署此種協議。自2008年以來，中國已與韓國、馬來西亞、印尼、白俄羅斯和阿根廷簽署了總額超過65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

　　整個6月，連續出臺便于在貿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幣的舉措，很容易讓人們將人民幣匯改重啟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結合在一起。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更是樂觀地表示，經過10—15年的運營，我們應該能夠期待人民幣可以逐步成為一個和日元、美元、英鎊、歐元相抗衡的國際貨幣。但一位前政府經濟智囊告訴《英才》記者，人民幣自由浮動可以在一夜之間實現，但人民幣國際化可能要花上數十年，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所需時間則更長。

　　而儲備貨幣則被認為是貨幣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體現，也只有成為了儲備貨幣，貨幣發行國才有可能獲取“鑄幣稅”。前述人士還告訴《英才》記者，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要比人民幣匯改高得多、困難得多。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紅也告訴《英才》記者，匯改跟人民幣國際化是有呼應的關系，但彼此之間并非因果關系。人民幣匯改重啟將帶來人民幣相對靈活的匯率機制，而由此可獲得的最大好處是能夠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提供一定的保證，同時也能夠促進資本項目的可兌換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在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要想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盡可能地防止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不確定帶來的負面影響，就需要思考人民幣國際化這個金融戰略，即中國需要通過人民幣國際化來維護自身經濟成長中的利益。

　　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馬丹對《英才》記者表示，此次匯改最主要的信號是彈性，即人民幣匯率既可以升值，也可以貶值，而匯率的波動將增加投機的風險，因而能夠抑制住一部分投機。但人民幣國際化只能是一步一步走。

　　一位接近政府決策部門的學者告訴《英才》記者，“貨幣國際化是自然的過程，而不要人為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不要有政府干預的因素，人為操縱會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這讓人想到了今年3月，時任央行副行長的蘇寧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表示的，開展人民幣貿易結算的基本思路，不是推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而是減少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不必要的障礙，也就是說，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一個市場化的選擇。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則認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人民幣匯改重啟會對人民幣國際化有所促進，但人民幣國際化其實是一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過程。

　　宏觀政策轉向？

　　雖然匯率政策一般并不被認為是宏觀調控手段，但值此經濟運行正步入十字路口的敏感期，匯改重啟極容易給市場帶來政府將著手“微調”宏觀經濟政策的印象。

“在危機的時候，最重要的是穩定住貨幣，看一個國家的反危機政策成功與否就看它的貨幣能不能穩住。”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超愚對《英才》記者說道，“危機中，美國也不敢貶值，美元如果貶值下去，美國也不敢搞寬松的貨幣政策。只有幣值穩定，刺激政策才敢做，歐元不穩定，所以歐洲現在就不敢再刺激經濟了。”

　　危機發生后，從2008年7月至此次匯改重啟，人民幣對美元保持穩定，但對其它貨幣又升值了10%左右。對此，鄭超愚表示，與2005年匯改時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同，此次匯改重啟，很難再說人民幣存在低估，但基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快于歐美，人民幣每年會有3%-5%的小幅升值。

　　中國經濟在今年一季度出現了11.9%的增幅，同時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在5月達到了3.1%，高于2.25%的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有人開始擔憂經濟過熱。李稻葵表示，央行重啟匯改意味著中國政府判斷中國經濟已經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中國經濟的首要任務將從保增長改變為調結構和發展方式的轉變。

　　當匯率政策從“危機模式”轉向“后危機模式”之后，是否也意味著用于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也需要調整甚至退出？

　　從最近一些數據上看，中國經濟并沒有前期看起來的那么樂觀。中國統計局發布的6月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2.10，繼5月后出現了第二個月的下滑。作為先行指標的采購經理指數連續下滑，意味著接下來的經濟增速將放緩。

　　“全世界經濟蕭條得不行，中國能通貨膨脹？”鄭超愚認為，美國去年第四季度5.9%的反彈也是很厲害的，但美國政府依舊承認經濟需要進一步刺激，因為失業率還很高、潛在生產能力利用程度不足。更重要的也許是美國從那次大蕭條中得到了教訓。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默（Christina Romer）曾說，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之所以會出現“二次探底”，很大原因就在于聯邦政府在經濟出現復蘇跡象時便停止了對地方政府的債務支持，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在赤字的壓力下緊縮財政，最終造成地方政府支出的下降，導致了經濟“二次探底”。

　　“中國經濟只是在恢復中，還沒有恢復。人民幣升值對總需求來說是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抵消性的，政府應該考慮在人民幣升值帶來緊縮的同時更注重寬松。”鄭超愚認為，“如果中央政府不給予地方政府轉移支付或者債務支持，非得要逼得他們收支平衡，把他們債務融資的渠道取消掉，最后就是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