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恢復之路恐怕還很漫長。”這是中國社會學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的觀點。
對于這次堪比1929年大蕭條的經濟危機，李揚看到的不僅是它的破壞力，更看到了中國的機會——如果能做好產業調整振興和順利推進總投資1萬億元的十六個科技重大專項，中國將會迎來下一個30年的持續發展。
作為中國金融專家，李揚隨同溫家寶總理共赴歐洲，與歐美政要和經濟學家討論匯率問題；此前他還作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為政府決策提供可考意見。
出生在書香門第，父母一輩子認真教書育人的態度給李揚上了人生的第一課。16歲下放淮南農村，李揚經歷了社會最底層的生活體驗，也依靠燈下苦讀積累了扎實的知識。
1977年恢復高考后，李揚考入安徽大學，此后又進入復旦大學、人民大學，分別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求學中，李揚從苦讀《資本論》到《貨幣銀行學》，到自己寫下《中國金融改革研究》完成了學術歷程的第一步。
值得一提到是，這本書是李揚帶著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疑問，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與一流的國際金融專家研討金融問題深受啟發而做。
學成之后，李揚本有機會從政，但“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信條，讓他義無反顧的選擇了做一個學者。
對學術的嚴謹態度，來自李揚對“學者”二字的尊重。李揚認為學者要做調查，做研究，提出自己的獨立觀點，而不是為某些利益集團代言或者用來求名得利。正是這樣，李揚大膽地說話。
“危機才剛剛開始”
“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一些措施只是延緩、緩和危機的影響。”
《英才》：有人說這次危機百年不遇？對此你怎么看？
李揚：大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這次危機百年不遇，可以和1929到1933年大危機相比。
那次危機幾乎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崩潰，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一是西方理論界認為市場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政府的干預，這是革命性的，所以叫做凱恩斯革命。二是各國政府開始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干預經濟，甚至實現國有化。
但政府的調控卻并沒有最終化解那次危機，最后還是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用了20年的時間，經濟才得到恢復。這次危機才剛剛開始，如果可以和那次危機相比，恢復之路恐怕還很漫長。
《英才》：你認為還會有大事發生？
李揚：這一次還會導致什么大事件，誰都無法預料。會不會導致戰爭還很難說。其實這幾年局部戰爭不斷。現在回想起來，這次危機在本世紀初就有顯現，戰爭不斷實際上也是在解決這個問題。這說明這次危機還在發展過程中，其影響很可能還沒有充分展示。
《英才》：各國政府積極救市能化解這次危機嗎？
李揚：很多根本矛盾通過一次調整解決不了，現在看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一些措施只是延緩、緩和危機的影響。
當然，我們的救市措施和西方還是有區別的，和西方類似我們有4萬億救市措施，把錢投下去讓下滑趨勢先止住。但還有兩個媒體不太注意、卻是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一個是十大產業的調整振興規劃。要注意是調整振興，調整在前，通過并購的方式來調整產業，淘汰落后的生產力，淘汰高污染、浪費資源的落后產能，在一定意義上它是瘦身計劃。西方的措施都是在刺激經濟的發展，我們比西方國家高明了一步。
第二個是全面啟動十六項科技重大專項。十六項科技重大專項是幾年前的科學振興規劃里提出來的，當時是想根據財力一個一個慢慢做，但是現在為什么一下子把它全都啟動了？因為我們認識到這次危機的根源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
《英才》：需要找經濟的新亮點？
李揚：是的，基礎是科技。像上一輪經濟增長，IT發展才會有微軟、IBM，中國才會有聯想。一個大的科技革命，之后圍繞它出現新的產業，形成大企業，同時還改造老產業，這就需要巨大的投資，進而形成一股創業浪潮。只有這樣才能使得經濟真正恢復。
金融問題的根子在經濟上，經濟問題的根子在科技上，但是后兩個最重要，如果后兩個層面不做好，止住了又怎樣？房地產再炒一番？股市再炒一番？上上下下，沒有用的，那樣只會重復過去的老路。如果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振興都能實現，中國的經濟再增長30年都沒有問題。
《英才》：過去都是美國引領科技，我們有這個實力嗎？
李揚：我參加了科技規劃的研究，把美國、俄羅斯都拿來借鑒，看到美國的科技規劃是全面領先，他們“牛”的很。中國的科技規劃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做了篩選，十六項科技專項就是有所為的。我們著眼于經濟來研究科技，著眼于科技是否可以產生經濟效益，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還是有比較大的潛力。
《英才》：經濟理論上也會有新的突破？
李揚：理論上正在醞釀一些新的突破，過去一些基于美國經驗的理論、教科書、政策都需要重新討論。這次中國學術界有機會在全球視角上、在前沿問題上，和美國、歐洲的大經濟學家一起討論當前的問題。而且我們所依據的理論、所依據的實踐，未必比他們差。
房地產調控很復雜
“單純拿著一個數字來說救市、說房價高，都是有問題的。”
《英才》：房地產是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話題，大家都很關心，現在對于房價有各種觀點，你怎么看？
李揚：房地產的問題是一個多面體，單純拿著一個數字來說救市、說房價高，都是有問題的。
如果說房價高有問題，那么降更有問題，按揭貸款怎么辦？變成負資產了；有房子的人怎么辦?他的財產縮水了。十七大說是要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是什么？一是房，一是股票。這么復雜的事情，怎么可能只是房價漲跌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地價和房價，都說房價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地價，地價哪兒去了？地方財政憑什么拿呢？是不是土地制度有問題？我們的《憲法》規定農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實際上政府出面征地給一個價格，然后高價招拍掛賣出去，他們賺中間的差價，這有沒有道理？沒有道理。
大家又說是地方政府的問題。地方政府有很多責任，也需要錢。像這種問題，它又涉及到財政體制。財政體系后面涉及到財富的分配，這個不解決，就得高價賣地，房價就下不來。整個結構決定最終的結果。不改變結構，就無法調控結果，只會越調越亂。
《英才》：其實是調控有問題？
李揚：關起土地閘門、信貸閘門，當時就是調控錯了。你要判斷房價會漲，就多增加供應，這是最簡單的道理。土地一卡住，房價立刻就漲。我們看市場的價格真正漲的時候是在管住土地之后，之前只是緩緩的漲。
《英才》：你認為應該怎樣調控？
李揚：解決房地產問題的關鍵在兩點，第一基本信息不明確，第二基本制度不穩定。
到底多少人有房，知道不知道？按照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在我們這個發展水平上，買房的人應該占多少？我們國家統計制度不能真實的反映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制定政策，就會有問題。
在制度層面，應當建立一套住房結構系統，商品房、廉租房等等，通過不同產品建立一個能適應各個層次需求的體系。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買不起房，經濟結構是這樣的。因為住房本身要占用很多土地、投入很多資源。
“股票長期投資價值已經顯現”
“目前中國股市已經具備一定的投資價值。但是由于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好轉，還會有一定的波動。”
《英才》：對于股市你有怎樣的判斷？
李揚：股市現在有一點回頭了，它比房地產市場容易調整。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前我們做了一次調整，從6000點一下跌到1000多點。這個市場一下子縮水這么多，就接近基本價值了。
《英才》：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你覺得市場的估值合適嗎？
李揚：這個不好說，都是相對的。相對當時的利潤它的價格可以了，但這都是一個動態，企業的利潤在減少，企業開始在虧損，然后股價在上升。
股票市場調整的比較迅速，而且比較透。目前中國股市已經具備一定的投資價值。但是由于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好轉，還會有一定的波動。不過要做長期投資，長到5年10年是肯定沒有問題。可惜很多人沒有耐心，想今天買明天價格就漲，這樣在這個市場不容易成功。
《英才》：很多外國投資者在拋售中國銀行股，你怎么看？
李揚：很多人都想找惡意的解釋，實際上很多投資者現在已經朝不保夕了。像花旗，它已經要求聯邦政府注資，而聯邦政府要求它先自己整理一下，結果發現只有中國這一塊業務還掙錢，所以把它賣掉，這很正常。我覺得大部分是正常的交易活動。
《英才》：可是像李嘉誠這種，都說他的現金流很充足？
李揚：這個難說，像AIG這么大的說不行就不行，香港的問題有可能比美國更突出。這種機構，一旦暴露出問題那就很危險了。所以我覺得惡意的還是比較少的，他們怕以后中國也不賺錢了，賣掉也很自然，可以說是危機中的自救措施。而且這些也是在合法的框架里做的。說是陰謀沒有根據。
《英才》：中國的銀行資產質量會有問題嗎？
李揚：眼下我們是沒有什么問題。主要是因為前幾年我們提前做了歐美銀行現在做的事情：解決不良資產、整頓公司制度結構。我們當時是在成本最小的時候做的，因為那時中國經濟增長情況很好，也有人愿意投資、愿意加入，我們拿點錢可以解決很大的問題。他們現在解決問題需要的成本就高了。
如果實體經濟一直上不去，不良資產會積累，再加上中資銀行籌集資本金困難，未來可能會有問題出現。但是跟國外比，我們的問題肯定更小，卻絕對不能說我們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