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一次在紐約街頭的張望，讓趙曉有了《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一文：美國市場經濟與中國市場經濟的根本不同，在于誠信體系上的差異。

善于從某個特殊的角度來切入社會經濟領域里最要害的問題，這是典型的趙曉。20世紀90年代初的增值稅改革，他的一篇報告，影響了朱基的決策；1997年，當政策依然致力于防止通貨膨脹時，他第一個提出中國出現通貨緊縮跡象；進入新千年后，他的關注點落在了民眾關心的房地產市場，“我們是第三世界的收入，第一世界的房價。”


地產良藥？
政府不用事必躬親，通過再一次的產權改革就可以實現房地產市場的平衡。

不過，這幾年在學界但凡跟房地產沾點兒邊的學者，都難免落下罵名。道理很簡單：房價問題太受關注了，牽涉的利益面又很廣。趙曉也不例外，他被另一些人評論為“一只變色龍”。

這個稱謂顯然是來自于趙曉在不同場合對房價問題發表的兩個看似相矛盾的觀點。其一是中國房地產市場還有至少10年的發展機會，目前說房地產面臨拐點為時尚早；其二是中國房地產市場是一個病態市場，早晚會出問題。

其實，這兩個看似相左的觀點，趙曉有著更深層次的解讀。

“之所以說房地產市場還有10年發展機會，是相對于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而言，國人對房屋的需求依然旺盛，但并非意味著所有房地產公司都有好的發展機會。而房地產市場的病態，則是基于房地產市場的根本問題——產權問題的缺位而產生的。”

趙曉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主導下，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以及獲取政府收益的方式來加快進行。但這種做法是以農村和城鎮居民的收入與財富損失為代價的。通俗地講，政府主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左手向農民要地，右手向市民要錢。”

在趙曉看來，政府是不用事必躬親，通過再一次的產權改革就可以實現房地產市場的平衡。“我們不能學香港和新加坡。他們之所以建立保障性住房，原因是這兩個地區都面臨人多地少，資源極度稀缺的現實。”

“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獨立都是高興的，只有新加坡是哭著獨立的，是被馬來西亞踢出去的。政府管制在什么情況下最有效？在資源極度稀缺的時候。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情況有點兒像得了小兒麻痹癥，一個人多住一套房，另一個人就沒房子住。中國大陸的情況不一樣，沒必要向他們學習。”趙曉說，中國的情況，通過產權改革完全可以解決。

雖然坦言自己尚沒有構思好具體的產權改革方案，但趙曉更相信，“許多改革都是探索出來的。如果用兩年時間，讓各地去探索和實踐，那么好的方案就會出來。”


向朱基諫言
實際上，早在北大讀博的時候，趙曉就在改革的實踐中扮演了重要的諫言角色。

從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之后，趙曉就拿到了兩個offer：一個來自林毅夫教授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錄取通知書，另一個來自國家經貿委。

趙曉選擇了延遲一年讀博，先去了國家經貿委做研究。當時，全國范圍內正在進行增值稅的改革，內容是把以前對部分行業和企業的增值稅優惠措施廢除掉。

趙曉通過調查研究發現，模具這個市場具有其特殊性。首先，這個行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很大，許多產品都是靠模具生產出來的。模具的發展情況，影響著產品的更新換代速度和水平；其次，模具行業的人才培養周期很長。從普通的模具工，到合格的模具工，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時間。如果這個行業的發展完全靠市場調節，可能會造成人才的斷檔，從而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速度。

通過對日本、德國、新加坡等國家的研究，趙曉發現，在這些國家，模具行業是受到政策保護的，模具行業享受了包括減稅在內的許多優惠政策。于是，在趙曉的調研報告中，就有了對模具行業的鑄造件實行增值稅優惠政策的建議。

時任經貿委副主任的朱基看到趙曉的報告，非常贊成，便將趙曉的建議變成了國家的一項新政策。


關注制度問題
臨著“海歸”派的挑戰，不少人擔心“土鱉”經濟學家未來還能有多少話語權。

對于自己的建議經常能被政府采納，趙曉也認為自己很幸運。1998年，他與易綱合著的一篇文章發表在國內權威學術刊物《經濟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國已現通貨緊縮跡象，引得國外媒體紛紛轉載，后來影響到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

十年過去了，面對當前經濟形勢，趙曉又發表了《中國經濟走到了十字路口》的文章。文章認為，1998年和2008年的經濟形勢有著三個明顯的相似點：一是都面臨著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二是都面臨著某些重要的經濟臨界點的變化；三是都面臨著物價上漲的壓力。

與十年前相比，趙曉認為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增強，形象的說法是“有了移動打靶的意識”。他認為如果中國經濟能夠調控得好，把握得好，保持高速增長的機會依然很大，從而在美國經濟下滑時，加快走在世界經濟前列的步伐。

從宏觀經濟到房地產問題，一路走來，趙曉關注的都是制度問題，制度怎么樣設計是公平的，怎么樣設計是有效率的。

“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公共意識。”在接受《英才》記者專訪時趙曉如此評價自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意識源自于自己所處的時代。趙曉是1984年進入大學的，作為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趙曉和他的大多數同學沒有職業理想、職業規劃，有的只是社會理想和政治理想。

寢室里夜談的內容，也是國家如何能夠富強。很顯然，這個問題在大學畢業的時候也沒有得到解決。不過，趙曉卻通過思考讀了很多相關的書。之后，三年的南開經濟研究所經歷，更是讓趙曉迷戀上了經濟學，建立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思想雛形。

在確立國內第四代經濟學家代表人物的同時，趙曉也面臨著“海歸”派的挑戰，不少人擔心“土鱉”經濟學家未來還能有多少話語權。

趙曉好像從來沒有擔心過這個問題。“早在聽林毅夫教授講國家間比較優勢的時候，我就知道人與人相比，也是各有各的比較優勢。”趙曉說，在經濟學領域，“土鱉”在對中國問題的感受上起碼要比“海歸”深。

“國外很多人請我去講課，瑞士銀行也請我去講課。他們就想知道原汁原味的中國，沒有受華盛頓影響的中國。”趙曉說，“這就是我們的比較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