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覓渡，覓渡，渡何處？》發(fā)表，曾轟動一時。十年后，瞿秋白犧牲70周年之際，《覓渡》文碑在秋白故居正式揭幕。我們由此專訪身為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的作者梁衡，在梁衡身上，記者的現實目光、作家的思想深度、官員的政治高度與學者的思辨精神，和諧地交織在一起。

季羨林先生曾這樣評價梁衡：“他是一位肯動腦，很刻苦，又滿懷憂國之情的人。他到我這里來聊天，無論談歷史、談現實，最后都離不開對國家、民族的憂心。難得他總能將這一種政治抱負，化作美好的文學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這樣一種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無第二人?！?/SPAN>

作家梁衡

記者：作為“紅色經典作家”，你怎么理解“紅色經典”？

梁衡：常念為經，常數為典，經典要經得起重復，凡經典都超出了當時實踐的范圍而有理性的意義。創(chuàng)作紅色經典，我總結出一個“三個原則”加“文章五訣”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首先，“紅色經典”是嚴肅的政治題材。第二，政治只決定了題材，表現卻要靠文學。第三，政治題材都是大題材、老題材，這就要求有屬于作者自己的新見解、新思想。

記者梁衡

記者：從25歲開始當記者，一直干到41歲，16年的感悟是什么？

梁衡：記者是個特殊職業(yè)，他有多重身份。首先他是公民，這是自然身份；許多記者還是黨員，這是政治身份；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記者”是他的職業(yè)身份。多重的身份決定了社會對記者的道德要求也是多重的：作為一個公民，記者應遵紀守法，要有公德；作為一名黨員，記者要把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此外記者還應具備良好的新聞職業(yè)素質。但在道德評價這個問題上，和“公民”、“黨員”這兩種身份相比，記者的“新聞工作者”這個身份是第三位的，不講公德、沒有起碼的政治覺悟，職業(yè)道德也無從說起。

記者：對“記者的道德底線”你怎么看？

梁衡：記者的職業(yè)道德底線就是：絕不能以權謀私。通常記者以權謀私有四種表現形式。第一種是搞有償新聞；第二種是有償不聞；第三種是打著敬業(yè)的幌子，為了自己成名，不擇手段地搞報道，哪怕危害別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第四種形式是喧賓奪主，借寫稿件表現自己。

官員梁衡

記者：1993—2000年，擔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期間，恰逢中國報業(yè)改革的關鍵階段，你最早指出了報紙的商品屬性，率先提出了報業(yè)集團化的主張，大力推行報刊品牌戰(zhàn)略，建設“三刊工程”等等，許多人至今記憶猶新。

梁衡：報紙的行政管理不同于物質部門的行政管理。它面對的是一個特殊對象，一個屬于意識形態(tài)范疇、具有軟性特征的行業(yè)。軟行業(yè)必須用硬管理，即必須是可操作的管理，這就是報紙行政管理的特點，也是難點。我力圖把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解答，先后圍繞新聞出版的管理這個專題發(fā)表了一批文章，主要提出了10個新觀點。比如，報紙的本質是信息，政治屬性、信息屬性、文化屬性和商品屬性是報紙的基本屬性，報紙的出版和管理就是對這四個方面有機的把握；關于報紙兩個市場的劃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強調精神產品的質量，要政治家辦報；新聞的本質是信息，文學的本質是藝術，不從理論上辨清就不能杜絕假新聞等等，這些文章后來都收入《新聞原理的思考》，即《新聞三部曲》的第三部。

記者：2003年在清華大學，有學生問：下輩子你想當什么？你不假思索地說：當官。當官就那么重要嗎？

梁衡：從政治學角度講，政治是人民將公共權力出讓，公推一個機構來管理，這個機構中的人員俗稱“官”。從本義上講，當官就是為人民服務。政治對社會的改造作用最大、最直接。一個人能夠手里有權為老百姓辦事，有機會為老百姓服務，對社會的貢獻肯定比對別的崗位更大、更直接。大官大權易成大業(yè)，這是客觀事實。為什么歷代、現在都有那么多人搶著做官，而且官員中出的名人、偉人總比平民中出的多？其實官和權從來都是為了給民辦事的，最易辦成大事，實現自身的最大抱負。有理想的年輕人，要敢于說出這樣的話，做一個心憂天下，有貢獻，有成就，經得起百姓評說的官。現在，社會對官的理解有些異化，是因為有些干部背棄責任，把當官看成了謀私利的工具。

記者：作為一名官員，你認為怎樣才能當好官？

梁衡：首先要一心為公，這是政治立場、政治標準。一個政治家總是以他為公的程度，以他對社會付出的多少來換取人民的支持度，換取社會的承認度。公與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這是最影響人格與人品的大題目。歷史上向來就以怎樣對待公與私而分成貪官、清官。一個普通人的私心頂多是引起人際關系的緊張和自己的孤立，一個有權的人有了私心，就會利用權力把公利和他人之利變?yōu)橐患褐?。小者影響領導威信、影響局部工作，大者誤國誤民，直至叛黨叛國。因此，岳飛有一聲長嘆：只要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財，國家就有希望。

當好官，關鍵是處理好公與私的關系，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育活動，就是從根本上來解決這個問題。二是要有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是說真話，按真實情況和客觀規(guī)律辦事。這是一條思想路線，也是一個行動綱領，它關系到事業(yè)的正誤與成敗。這看似簡單的四個字，其實包含了行事者的學識、經驗、思想方法、道德品質，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記者：你政務纏身，卻不斷有美文問世、不斷有新論提出，當官與寫作、研究是怎么統(tǒng)一的？

梁衡：其實，它們之間并不矛盾，當官是一個制高點，在這個平臺上，每天要處理大量的政務，這些工作一方面提供了鮮活的只有在這個高級層面上才能獲得的素材，另一方面鍛煉了敏銳的思維。豐富的政治閱歷和思想高度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都是難得的條件。當官的不利因素就是公務繁忙、時間有限。我曾說過，我要編織一張細密的網，把時間之魚網住，不讓它溜走。

我的許多文章都是在會議間隙、在旅途中一點點構思出來的，再見縫插針地寫下來，最后反復打磨推敲?！兑挾伞穼懥?/SPAN>6年，《大無大有周恩來》竟用了20年，從總理1976年去世后我就關注這個題目，到1978年北京市第一次搞總理生平展覽，我從外地專程趕來看，寫了《一個偉人生命的價值》。20年后，1998年，總理百年誕辰才又完成《大無大有周恩來》。所以不少人稱我是“苦吟派”。這么多年來，我在新聞這個行當里揉來揉去，在寫作上反復實踐，在管理上反復實踐，最后悟出了一些道理。其實，不管是做官，還是寫作、研究，最后都要歸結到一個“理”字，這是它們的相通之處。

學者梁衡

記者：你喜歡別人稱你為學者嗎？

梁衡：我不敢接受這個稱謂。我理解的學者，是占有了大量的資料、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縝密的學術體系。而我是一個大雜燴、萬金油，涉獵領域從文學、新聞到科普，我的理論和學術觀點也是星星點點散落在自己的著作中，有待進一步地梳理和系統(tǒng)化，屬于廣種薄收型。這與我心目中學者的標準還有一段距離。

記者：你認為一個學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梁衡：文無新論，不虛即空。清末左宗棠未發(fā)跡前心高氣傲得罪了人，面臨死罪，大臣潘祖蔭上書救人，文中有一句話：“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边@一句話救了左宗棠，且不脛而走傳遍全國。就是因為他提出一個全新的、有個性的觀點。當然一個學者每做研究，不可能總是發(fā)現新道理，那么即使在闡述一個舊原理時，也得有屬于你的新角度、新說法，去滿足讀者，去解他們的思想之結。沒有自己的思想火花，就不是真正的學者，在學術之路上，要永遠只求新去處。

當然，按原則，寫作和做學問都很苦，評論界說我是“苦吟派”。以文學為例，我發(fā)表散文作品較遲，寫得又少。發(fā)第一篇作品是1971年，25歲，到1986年才結成第一個集子《夏感與秋思》。15年所得散文不過23篇。研究寫作理論的《文章五訣》則始于1994年，歷8年艱辛，到2001年才完成。當年8月受邀到魯迅文學院試講，后被廣泛轉載，引起了學界的很大關注。學術的進展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創(chuàng)新、角度的創(chuàng)新，一個學者沒有創(chuàng)新能力，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發(fā)現，就沒有學術生命。

記者：2002年你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博士生導師，據說你招考博士生，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

梁衡：第一，我主張博士生一定兼具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身份與研究能力，因此我選擇學生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經過幾年新聞實踐的磨練，對新聞與社會有著切身的體會；同時還應有足夠的知識積累和創(chuàng)新能力。第二，研究課題注重選擇與實際工作相結合的題目，強調理論研究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第三，在寫作層面，注意做到深入淺出，雖是學術文章但必須通俗，還要有文采，要美，讓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讓人感到讀書的愉悅。

記者：有人認為你的寫作、研究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你是如何理解的？

梁衡：我是個現實主義者，做任何事都帶有明白無誤的目的。我主張學術研究要服務社會。因此，無論是在文學、政治還是新聞領域，我始終強調要以社會為背景，解決現實提出來的難題。比如，研究新時期新聞學，一定要以新時期的社會背景為基本參照系；市場經濟、執(zhí)政黨建設、民主政治、和諧社會等，都是當前新聞研究的大背景。我們的新聞怎么處理這些關系，還有長久存在的報紙語言空話、真話問題，機關報機關化問題等，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研究再多有什么用？而對學者來說又不是像管理部門那樣下文件，他要從學術上、理論上有個理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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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歷任《內蒙古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現為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協(xié)全委。著有《梁衡文集》九卷、《新聞三部曲》、《傳媒新論》、《繼承與超越》、《走近政治》，散文集《只求新去處》、《名山大川》、《人杰鬼雄》等，曾獲青年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全國優(yōu)秀科普作品獎，有《晉祠》、《覓渡，覓渡，渡何處？》等多篇文章入選中學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