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觀察
特別企劃
袁寶璟生死劫
唐凱林 日期：
200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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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有能耐，你的手指永遠是黑乎乎的”。在雨果《悲慘世界》里重新做人的冉阿讓還是沒逃過警長沙威的窮追不舍。
39歲的袁寶璟從億萬富豪到階下囚，直至一審被判決死刑的消息，不僅震動企業界，也牽動社會各界的關注。
財富的兩面性，再次將中國的富豪階層推到風口浪尖上。財富就像一條欲望的河流，既有高光又有陰影；既構成社會階層，又打碎社會階層；它帶來榮耀安逸，又裹挾著不安全感；它充滿希望，又蟄伏著絕望……
袁寶璟案件的撲朔迷離姑且不論，袁寶璟的生死未卜留給法律定奪，令我們憂慮的是企業領導人意外變故給企業所帶來的致命硬傷。
中國企業在突如其來的危機面前，總是表現得束手無策。以至于企業家一倒企業跟著倒，成為中國企業成長史上的經典死亡套路。
在這里我們拋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也不想停留在企業家們原罪與現罪的討論里。我們只想拷問這類事件是領導者過于強勢，還是企業機體的剛性不足？是商業環境過于復雜，還是危機管理根本缺失？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戰略家就像一只在捉兔子的鷹，鷹必須飛得足夠高，才能以廣闊的視野發現獵物；同時又必須飛得足夠低，以便看清細節，瞄準目標進行進攻。不斷進行權衡正是戰略家的任務。”我們企業家群體或許缺的就是這種戰略的眼光吧？
“給企業家提供一個客觀的、公正的社會環境和生存發展，是現在中國面臨的大問題。一個人倒了，一個企業就跟著倒了，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
“我相信我先生是一個漢子，他即使是冤死，他也會站著冤死，絕對不會倒下的。”
2003年11月24日早上10點多鐘，北京建昊集團董事長袁寶璟在家里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與妻子卓瑪商討兒子第二天的周歲生日聚會。
下午4點多鐘，北京富華大廈里的建昊集團像往常一樣平靜，大廈外由遠而近傳來的警笛聲并沒有引起建昊人太多的注意。
飛馳而來的警車最終停在了富華大廈，幾名刑警下車后直奔建昊集團袁寶璟的辦公室，還沒等在場的公司人員反應過來，袁寶璟已經被警車帶走。
卓瑪并不知道發生的一切。她只知道，按照慣例，丈夫袁寶璟5點半下班，7點就會到家，每天晚上丈夫都會帶著兒子一起吃飯。
北京的冬天，夜幕降臨得特別早，但這一天卓瑪一家人的晚餐來得特別晚，因為卓瑪找不到丈夫袁寶璟。晚上10點多鐘的時候，幾位遼陽警察在北京警方的陪同下給卓瑪帶來了丈夫的消息，這是一張對袁寶璟實施逮捕后的家屬通知單。
卓瑪不知道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但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里，發生在卓瑪身邊的事很多。
丈夫死刑的原委妻子身邊的驚險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一年多，袁寶璟當初沒能為兒子過周歲生日，就連兒子兩周歲的生日也錯過了。
2005年1月13日上午9時，袁寶璟涉嫌雇兇殺人案在遼寧省遼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袁寶璟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袁寶璟被一審判處死刑后的第46天，《英才》雜志的記者見到了袁寶璟的妻子卓瑪。寫在卓瑪臉上的憔悴，讓我們很難想象，端坐在眼前的這位藏族女子，就是四年前舞蹈劇《乘愿再來》的女主角。
我們并沒有忽略卓瑪眼神中所表達出來的堅定，事實上，這種堅定已經快要將她臉上的憔悴淹沒了。但是，只要一說到她剛滿兩周歲的孩子，這種眼神中的堅定又立刻被淚水湮沒了。
“兩歲三個月的孩子不說話，我不知道為什么他不說話，他只會說爸爸，見了我也叫爸爸，見到戴眼鏡的人就追過去喊爸爸。我先生出事以前，孩子吃飯、洗澡全是我先生負責的，孩子跟他爸爸特別親。”
對于一個剛滿兩周歲的孩子來說，袁寶璟作為父親的印象也許就是“一副眼鏡”，一聲稱呼，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父親袁寶璟曾是一個億萬富豪，更不知道他在商界的奮斗史。
袁寶璟，遼寧省遼陽市人，1989年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1992年辭去建行的工作下海，在懷柔注冊了建昊實業發展公司，啟動資金僅為20萬元，半年之后獲利200多萬元。隨后袁寶璟轉向股票、債券投資，并自封為“中國股票第一人”。1994年袁寶璟離開股票市場，一口氣吞下60多家企業，到1996年其資產達到30多個億。
外界喜歡用這種計流水賬的方式，來介紹袁寶璟在北京的發達史。當然，外界也會關注袁寶璟被法院一審判處死刑。
關于袁寶璟“雇兇殺人”的故事版本來源于遼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公開審理。
1996年秋天，袁寶璟懷疑在四川成都炒期貨時，損失9000余萬元是劉漢與證券交易所修改規則所致。于是一個叫汪興的人便提出安排人去打劉漢，得到袁寶璟的認可。之后，袁寶璟出資16萬元讓袁寶琦交給汪興。1997年2月1日晚9時許，受袁寶璟等人指使的兇手在四川省廣漢市向劉漢近距離連開兩槍，因未擊到劉，便逃離現場。
1997年以來，因汪興多次向袁寶璟借錢未果，便開始以打電話、寫信要舉報袁寶璟的違法犯罪事實相威脅。2001年初，袁寶璟對袁寶琦提到了汪興的恐嚇威脅，袁寶琦提出：不行找人給他辦了，花兩個錢唄。袁寶璟表示“行”，并提供30萬元資金。袁寶琦找到袁寶福，讓他把汪興做掉。袁寶福向袁寶森提出此事，袁寶森主動提出去做。2001年11月15日，袁寶森持刀對從家出來的汪興后背砍一刀，隨后在二人廝打中將汪興刺數刀后逃離現場。經法醫鑒定：汪興為重傷。事后袁寶琦交給袁寶福9萬元。
汪興被扎傷后，不斷威脅、恐嚇袁寶璟，袁寶璟再次向袁寶琦提到此事，并說“不行就辦了他”。之后，袁寶琦對袁寶福說“把尾巴活干完”，并交給袁寶福18萬元。袁寶福與袁寶森密謀后，跟蹤和掌握汪經常出入地點。2003年10月4日23時許，袁寶福與袁寶森持獵槍到汪家附近等候，在汪興開門進樓時，袁寶森持槍近距離對汪連開兩槍，汪當場死亡。
對于遼陽司法機關近似于好萊塢偵破大片式的故事情節，袁寶璟方面提出了異議，認為在一些故事情節的處理上存在破綻。
“現在認定他指使他人殺人的證據實際上是很不充分的，憑偵查階段的一句話很不充分。而且那句話在記錄上存在很大的問題，袁寶璟本人也給我們一再聲明，包括他在開庭上講刑訊逼供的問題，這些我們現在力圖去取證，取得刑訊逼供的證據。”袁寶璟的辯護律師鄔明安教授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指出。
而且，鄔明安進一步指出，遼陽并沒有證據來證明袁寶璟“雇兇”，認為這個案件存在疑點，“從證據來看，控方的證據存在很大的問題。包括他指使這個證據，還有一個就是你說他提供錢，從這個證據上查證，從哪個賬上走的錢？這個賬根本沒有。”
關于刑訊逼供，這也是袁寶璟在法庭上一直強調的話題。為此，袁寶璟在法庭上甚至否認了一些在偵查期間的口供筆錄，其理由是刑訊逼供下的口供，當時簽字畫押是出于保命的需要。
通過以上雙方的說辭，難道從遼陽走出來的袁寶璟與遼陽司法機關存在著個人恩怨？
卓瑪給出了一個肯定的答案。“積怨應該是有的，因這個死者汪興本身就是從遼陽警方出來的。”死者汪興曾任遼陽市刑警大隊專案中隊隊長。
在采訪中，卓瑪還向我們講述了袁寶璟出事之后，發生在她身邊的驚險故事。
第一件事發生在去年的九十月份。按照卓瑪的描述，當時在她家附近的一條胡同里，一輛貌似依維柯的汽車以很快的速度撞向卓瑪，由于當時卓瑪的哥哥在場，所以逃過一劫。自此之后，卓瑪離開了原先的住地。
第二件事發生在卓瑪搬家之后。據卓瑪介紹，自從胡同歷險結束后，為了孩子以及自身的安全，卓瑪把家搬到了一個非常隱蔽的別墅區，但是沒過多久，就先后有一輛奧迪和一輛小面包車找上門，其理由分別是找卓瑪和修水管。事情發生后，卓瑪決定把孩子送往外地。
第三件事更為驚險。2004年8月17日晚上，卓瑪與其先生的法律顧問譚律師一行，乘最晚一班飛機到達沈陽機場。據卓瑪介紹，當時下飛機之后，卓瑪就發現有人手中拿著自己的照片，然后從沈陽到遼陽的一路上都被人跟蹤。
“我很緊張，律師也很緊張。我們上了車以后那個車就跟蹤我們，我們就躲，從沈陽到遼陽的路上有很多大貨車，我們的車就躲在兩個大貨車中間，車速一直保持在30公里。”
當我們很奇怪地問卓瑪為什么要躲在兩輛大貨車中間時，卓瑪這樣說：“我們的司機非常有經驗，他說制造車禍會從前面撞你，后面撞你，所以躲在貨車中間他基本上撞不到你。”
一個人倒下了企業就跟著倒
遼陽司法機關對于袁寶璟犯罪事實的描述，以及卓瑪歷險經歷中所演繹出的“某種勢力想要袁寶璟家破人亡”的故事，我們無法作出孰真孰假的判斷。
但是，在中國企業家身上頻繁上演的一幕幕“與法律狹路相逢”的故事，我們不得不對此進行反思。
我們幾乎不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就可以拉出一個很有震撼力的名單：大午農牧集團的孫大午、誠成文化的劉波、金正集團的萬平、歐亞集團的楊斌、江蘇宜興的蔣泉龍、愛多集團的胡志標、鐵本鋼鐵的戴國芳，創維集團的黃宏生，德隆集團的唐萬新，當然，還有建昊集團的袁寶璟，等等。
“給企業家提供一個客觀的、公正的社會環境和生存發展，是現在中國面臨的大問題。一個人倒了，一個企業就跟著倒了，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昊集團高管如是說。
袁寶璟出事之后，建昊集團的經營出現了很多問題。據這位高管介紹，建昊集團如今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幾個地方。
第一是銀行貸款。一些本來要到期之后才支付的貸款，由于袁寶璟出事而被要求提前支付。“有一筆5000多萬的款，當時沒有到期，提前三個月，銀行不放心了，看到有這種原因就要求還款，按理說貸款是基于企業貸款，不是基于企業家本身來貸款，但是在中國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墻倒眾人推”。
第二是債務人賴賬。據這位高管介紹，以前跟袁寶璟很好的朋友，多年的合作伙伴欠袁寶璟500萬塊錢，當時要以他公司的實物分批償還，“現在找他人都找不著，打電話也不接，但袁總要是一出來，他肯定又要請袁總吃慶功酒，最后500萬他可能還會提前支付。像北京的另一個客戶，欠建昊兩三百萬，他自己干脆都把車子賣了，顯示他們公司很窮，袁總要是知道這個事情他也會寒心的”。
第三是合作方。據介紹，建昊集團的一個有線電視項目，以及一個IT網絡項目，也因為袁寶璟的事被迫退出。
該高管認為，一個企業家出事能對企業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正反映出中國企業的生存狀態，“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和體制問題，還有社會層面的問題。”
而這一社會層面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社會心理，不管是債權人銀行，還是債務人或合作伙伴，在他們眼里，企業家這個自然人與作為公司的法人實體是一回事，企業家一旦有事，人們便會用有色眼鏡來看這家企業。
社會的這種心態無形中加大企業的不安全因素，而輿論的壓力有時則成為企業或企業家死亡的直接殺手。
在對建昊集團這位高管的采訪中，他告訴我們，其實袁寶璟被法院一審判死刑已經是第二次被判死刑，因為媒體已經給袁寶璟判了一次死刑。
“就像德隆一樣，媒體輿論對德隆的這種價值判斷，導致了它自救的機會都沒有了，因為首先輿論宣判他死了，市場對一個企業失去了信心。”
再回到袁寶璟的案子上來，該高管說媒體所制造的聚焦效應將袁寶璟推向一個深淵或漩渦之中，“而這個漩渦又是一個刑事案件，還涉及到雇兇殺人。我并不是說群眾的眼睛不雪亮，大眾有的時候有盲從的心理，他認為一審被判死刑那就多少有點問題，這就是大家的基本價值觀”。
鑒于媒體輿論的力量，該高管甚至建議我們在文章寫出來之后讓他把把關，免得一些用詞“刺激遼陽方面”。
背景資源的缺失最終如何會收場
卓瑪已經很久沒有跳舞了，卓瑪說她心里那些所有對藝術的創造欲望，如今全變成了求生的欲望。
時間進入2004年的時候，民營企業界突然迎來了一股寬松的空氣，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媒體不再熱火朝天地討論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學術界也開始變得包容，擺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姿態，不再討伐“原罪”。
但是，在輕松的氛圍中，一個個的民營企業家卻在“現罪”中倒下了，很多人的心理像卓瑪一樣，燃起了求生的欲望。
卓瑪告訴我們，袁寶璟出事之后，很多企業界的朋友給她打來電話，詢問事態的發展。
事實上，企業家不可能對一個個企業家落馬事件無動于衷，中國的企業家是一個群體，沐浴著同樣的制度陽光，跳不出社會環境這一大的生態圈。
另一個事實是，在我們面前倒下去的企業家，并不是無一例外地都陷進了“不合法致富，便無法安全致富”的泥沼。至少有些企業家落馬的原因并不是絕對的“不合法”，而是存在很多的爭議。
譬如，企業家有的“非法”行為盡管違背了法律，但在一定程度上則是一種對制度缺失的彌補，是一種自救。例如，融資渠道缺失，而企業又需要大量的資金來發展，這樣在募集資金上就很有可能與現存的金融體制發生沖突，河北的孫大午就屬于此類。
另外，企業家的“非法”舉措有時候是因為“黃燈制度”的缺乏，比如在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問題上，歷史上曾有過一些私有企業主為了企業的發展，通過種種關系搞掛靠，戴紅帽，而且是一路綠燈，但是在發展過程中產權關系就變得復雜，突然有一天，紅燈亮起，侵吞國有資產的罪名就會冒出來。
在對卓瑪的采訪中，卓瑪為我們所塑造的袁寶璟是一個質樸的人，不喜歡參加聚會，不愿意攀附權貴。而我們通過對卓瑪的采訪，以及綜合其他信息渠道也了解到，袁寶璟的性格并不張揚，相反顯得有些低調，而且總是在強調“我們沒有什么背景”，以及信奉“沉默是金”。
背景，正是這個濃縮了中國關系學精華的詞匯，成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不安全感的最大隱患。
我們的社會正處在轉型期，法治秩序并不完善，一些矛盾就會由一種叫“潛規則”的秩序來解決。
“潛規則”天生所具備的非公開、不明朗、缺少穩定預期的特征，使得不少民營企業家很難駕馭。比如，背景資源的富足會讓人鋌而走險，而背景資源的缺失卻又會使企業家在出事之后，無力迎戰原本就不完善的法律。
袁寶璟的命運最終會如何收場，沒有人會知道。
2000年，袁寶璟以400萬的代價，為卓瑪在北京保利劇院策劃了一場舞蹈劇《乘愿再來》。當時，興致盎然的袁寶璟擔任總策劃，為妻子卓瑪的舞劇設計了這樣一個故事：
“當卓瑪經歷人間無限的艱辛、歡樂和愛的情感后，領悟到生命偉大而豐富的意義：原來天堂就在人間。”
四年之后，卓瑪領悟最深的依然是生命，那將有可能從卓瑪指縫中突然消失的生命屬于她的丈夫。卓瑪會不會迷失在這天堂般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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