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活動中，如果對對方的經濟實力或商業信譽產生質疑時，往往需要一個認為可靠的單位和個人來提供擔保，這樣可以降低交易風險，使經濟活動不至于因噎廢食。

生活中非正式的擔保俯拾即是，譬如，“我以我的人格擔保”，“我以我的性命擔保”等等。如此這般的豪言壯語并不會喪失掉性命，充其量無非是信譽上的損失。但企業提供擔保卻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資金和經營上的壓力，最近幾年來，“擔保怪圈”所引發的上市公司業績大幅滑坡、甚至涉及訴訟的事件就有愈演愈烈之勢。

董事長失蹤之后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003年是中國上市公司董事長的“失蹤年”，其數量已經創下了中國股市的紀錄。年初，南華西董事長何竟棠的失蹤就一度被炒得沸沸揚揚，何竟棠的出走所留給上市公司的是一大堆巨額的關聯擔保，也使得南華西的市值損失近2億元。 在此之后，誠成文化原董事長劉波也成功地“人間蒸發”。之后誠成文化被披露有巨額的擔保及經濟官司，該股股價即時大跌7元，市值也蒸發了2億元。

艾克拉木·艾沙由夫，這位在新疆有著“資本運作高手”之稱的啤酒花公司董事長，在2003年10月26日主持了當天公司召開的董事會之后也突然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因為10月30日下午之后，就連啤酒花公司也失去了與他的聯系。

如果沒有什么意外，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的此次失蹤應該是2003年“失蹤案件”的收官之作。但這次失蹤所給中國股市帶來的震動之大，也許就連艾克拉木·艾沙由夫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因為啤酒花所引爆的是高達45億的新疆擔保圈。

2003年11月4日，啤酒花在發布公告中稱，經過對自身經營情況的自查發現，截至11月3日，公司已進行披露的貸款擔保總額為7.998億元，因故未按規定履行信息披露義務的對外擔保決議總額為9.8786億元。而對于這些擔保，上市公司多數并不知情，也許只有艾克拉木本人的出現才能完全解釋清楚。在啤酒花的擔保圈中，涉及到天山股份、匯通水利、友好集團、新疆眾和4家新疆上市公司，其互保額度總計近6億元，新疆上市公司互保問題的炸彈可以說是一觸即發。

然而，與這個已經被曝光的擔保圈有染的遠不止這5家上市公司，問題要比此嚴重的多。根據公開資料統計，新疆擔保圈所涉及的公司起碼有10家之多，其中核心公司有新疆眾和與啤酒花兩家。但這兩家公司除了進行互相擔保之外，還分別為多家上市公司進行擔保，而且金額十分巨大。

新疆眾和對外擔保累計約3.19億元，涉及到中機農機、新疆天彩科技、新中基和啤酒花提供擔保。啤酒花的擔保涉及到新疆眾和、天山股份、匯通水利和友好集團4家上市公司。而由于這4家上市公司也都進行了擔保，因而又引出了新中基、國際實業、新疆屯河、天山股份、天山紡織和隆源雙登等6家上市公司。在這個擔保圈中，僅從公開資料計算，該10家公司的互保金額超過了45億元。

董事長失蹤之前

如果沒有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的失蹤，故事可能不會這么早登場，也不可能被導演的如此精彩。至11月13日，啤酒花的股價已跌去61.2%，由此蒸發的流通市值高達17.7億元。而在啤酒花第一層擔保圈中出現的四家公司也在11月6日開始“集體跳水”。啤酒花效應絕對算得上是中國股市具有負面意義的一個里程碑。

   艾克拉木·艾沙由夫，這個中國股市將永遠記住的名字，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分行金融管理處處長、銀行處處長，有16年的金融及投資管理經驗。從人民銀行辭職后，艾克拉木創辦了新疆恒宇發展有限公司。當年在啤酒花定向募資增資擴股并將轉制為公眾公司時，艾克拉木出資購買了啤酒花182萬股法人股，以第7大股東的身份，成為啤酒花公司副董事長。

但這種情況只持續到1999年8月。1998年2—3月間，艾克拉木所掌控的新疆恒宇、新疆銀盛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分別受讓了啤酒花第二、第五大股東3．96%及5．625%的股權。因此到了1999年8月，艾克拉木合計持有2480萬股啤酒花，持股比例僅距第一大股東2個百分點。

然而艾克拉木的目標是完全控制啤酒花，1999年8月17日，啤酒花第一大股東新疆輕工稱將所持股權全部轉讓給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第二天，銀盛房地產和新疆恒宇即聯合另兩名股東，以所持啤酒花股權，注冊成立新疆恒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恒源投資以合計持有啤酒花29.875％的比例最終成為了第一大股東。而艾克拉木也因此完全掌控了啤酒花，并出任董事長。

艾克拉木逐步掌控啤酒花的過程原本就無可厚非，這也證實了艾克拉木資本運作方面的非凡才能，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對“資本”有著敏感嗅覺的人卻掉進了擔保圈的泥潭，最終落得個逃之夭夭的下場。

擔保究竟有多大的魔力，企業家在擔保面前應該何去何從并保持怎樣的分寸？企業家們，請三思而后行。

律師點評

在經濟生活中擔保就像一枚“地雷”，隨時都會有爆炸的可能。所以無論是債權人還是債務人，或是擔保人，都應該謹慎對待。

把擔保說成是“地雷”，是因為擔保的存在將會是企業的一個“隱患”。有數據顯示，截至2003年上半年，我國發布對外擔保公告的上市公司有170多家，涉及金額241億元，平均每家公司1.41億元，其中，為子公司擔保的金額為111.1億元，互保（包括上市公司之間和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的互保）涉及金額57.38億元。

然而，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擔保以及為關聯企業擔保，公司本身卻因此承受巨大的資金及經營上的壓力，且最終導致經營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就有眾多的前車之鑒，ST幸福、ST棱光、ST猴王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在本案中，由啤酒花擔保引起的跌停事件也殃及了十數家上市公司，涉及擔保額數十億。至11月13日，就已累計蒸發了超過20億的流通市值。

但是，我們不能僅把目光聚焦在啤酒花事件之上，事態發展到今天的惡化局面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早在幾年前，上市公司互保所形成的“擔保鏈”就已形成了“雷區”。“深寶安”因在1999年為現已退市的PT金田借款1558萬元提供擔保，而金田公司逾期未還本息，導致債權銀行向法院提起訴訟，深寶安則因此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被法院判決清償包括本金、利息和受理費共計1820萬元。而中國高科、上海九百、ST中西、中華企業等上市公司也都因曾為ST興業擔保而坐上了被告席。

 然而，“惡貫滿盈”的擔保仍是眾多企業手中融資的法寶，有時候幾乎是別無選擇。

“銀行永遠只愿借錢給不需要錢的企業”，因為有錢的企業有足夠的實力和信譽讓銀行高枕無憂。而中小企業本身的資產存量就小，如果再拿不出有效資產擔保。銀行限于自身規避風險的要求，即使中小企業有良好的資質和還貸保證，但由于沒有足夠的擔保，也無法提供信貸支持。這也是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銀行資金沒有好的方式流入企業，最終必將形成錯綜復雜的擔保關系，直接導致了擔保圈的形成。要解決這一問題，金融機構的服務就應該多元化地符合市場經濟需求，這也必將牽涉到國內的金融體制改革問題，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

對于上市公司來說，擔保問題確實讓上市公司很尷尬。企業到銀行貸款，一定要有擔保，否則銀行不給貸款，讓其他企業為自己擔保，而對方貸款時也需要有人來擔保。伴隨著企業正常的資金需求加大，互保行為必然發生。其中的關鍵是在這一過程中要選擇好擔保對象，將所要面臨的風險考慮周到，如果一旦選擇不慎，就將跌入擔保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