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GDP降速一檔，從9%滑到6.9%，政府，金融部門，工業部門，華爾街都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對于GDP降速的本身，其實就是劉易斯第一拐點的問題。

　　既然已經認識到了問題，最簡單的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可是，經濟學家劉易斯只提出了問題，并沒有給出有效的對策。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在1970年代先后遭遇劉易斯拐點并成功跨越，問題是國情不同，經濟體量不同，中國應該如何跨過？

　　筆者認為，需要有三個步驟可成功跨過劉易斯拐點：

　　第一步，優先發展農業，尤其是大農業，環保農業，綠色農業。劉易斯雖提出了二元結構，但卻忽視了農業自身的發展。

　　事實上，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領域的轉移，都是既取決于工業化的發展，也與農業現代化程度緊密相關。要從根本上解決劉易斯拐點，先要把農業搞起來。具體措施有筆者此前提到的，給農民發土地確權證，鼓勵縣域農業建立大農場提高效率，退宅返耕。

　　第二步，生二胎放開到多胎。但是新生兒不再有農地，也不再有其他的附屬經濟關聯。

　　這樣原來根據1978年改革開放30年不變的承包地權，只可能慢慢減少，隨著農村人口的自然死亡和土地的買賣集中，可以從源頭上改變勞動力的數量和供給結構。同時使得現在的勞動力增加，后備力量更強。

　　第三步，自主發展工業制造業，提升工業部門的能力。目前中國在高端制造業還非常落后，無法制造出很多關鍵零部件，大到航空發動機、航空母艦；小到圓珠筆芯的的圓珠，CPU、相機鏡頭；在工業部門如此落后的情況下，妄談跨越劉易斯拐點是不切實際的。沒有從根本上建立起有核心競爭力的工業部門，這是問題的總根源。

　　以上三個措施，看起來和供給經濟學都毫無關系。事實上，供給經濟學的核心要素是“減稅”，但美國里根政府減稅之后不僅無效果，反而激起了更大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最終停止收場。

　　而且，美國在1970年并沒有劉易斯拐點的“病”，所以供給經濟學本身就不是劉易斯拐點的“藥”。

　　筆者認為，供給經濟學本身存在問題，里根政府信奉供給經濟學，導致美國財政預算狀況顯著惡化，赤字占GDP比重達到二戰后最高點，國債余額也大幅上升。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典型的凱恩斯式的增長，而拉弗曲線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隨后，老布什和克林頓政府先后增稅，20世紀90年代美國卻實現了預算盈余，因此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其《經濟學》一書中認為“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終于成了一種近乎反面的教材”。

　　可以說，中國確實面臨了嚴峻的劉易斯拐點的問題，應該坦然面對并解決掉。

　　作者系知名投資人，曾任職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