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修復消費和投資的嚴重失衡，中國經濟很可能陰溝翻船——不少國際知名經濟學者以此指摘中國經濟的病灶所在。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

“如果把中國跟其他大多數經濟體做比較，你會立即發現，除了經濟高速增長外，消費和投資之間存在失衡。”克魯格曼認為過去30年里，驅動經濟實現驚人增長的經濟系統已經到達極限，中國經濟進入了“撞墻期”，正面臨大麻煩。

中國經濟失衡，特別是消費和投資占GDP比重的嚴重不平衡，亦是時下很多國內經濟學家的一個共識。不過，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看來，克魯格曼言下的那面墻并不存在，因為中國的消費被嚴重低估，而投資則被高估。由于不同的統計口徑，造成中國的消費率被低估了至少10%；如果沿著投資消費失衡的方向制定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思維方式難以扭轉，中國經濟恐將脫軌。

短期下滑不是末日

《英才》：很多企業家和經濟學者對今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感到擔憂，你怎么判斷？

蔡洪濱：對現在的經濟形勢判斷基本上還是有共識的。從近期的經濟數據看，形勢非常嚴峻，實際情況可能比數據還要嚴峻。中國經濟從2010年開始呈現出逐漸下滑的趨勢，時間跨度已經非常長了。

改革開放35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很多危機，但無論是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都可以實現反彈和快速恢復，而這一次在沒有重大外在沖擊的情況下，出現了這么長時間的下滑，值得思考。

中國加入WTO之后出口年均增長25%，現在我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進口國，不能指望出口能持續20%的增長，維持在個位數增長是預料之中的事。再看內部消費需求，過去幾年均增長超過GDP，達到百分之十幾，也不可能突然間再大爆發。

短期經濟增速下滑一定是總需求不夠強勁。出口增長沒有以前那么快并不奇怪，消費維持比較強勁的增長，如果出現經濟下滑，唯一的原因一定是投資。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民間投資，活躍程度都不如以前了。

《英才》：如果不出臺一些刺激計劃，經濟下滑的趨勢是否還會持續？

蔡洪濱：現在形勢比較嚴峻，但并不是已經進入危機階段，所以并不需要突然來一攬子的刺激性政策。當前經濟下滑最直接的原因是投資積極性不足，那么就要從投資積極性的角度做出合適的政策應對。在宏觀經濟波動時實行必要的調控政策，不能簡單的稱之為刺激計劃，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我認為及時合理的宏觀調控是非常必要的，政策導向要非常清晰，力度和方式要得當，這種短期的經濟波動可以慢慢穩住，重新回到一個合理的增長水平。

《英才》：中長期來看，你對中國經濟重拾增長是否有信心？

蔡洪濱：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抱有比較強的信心。一是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從經濟、社會、政治幾大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向、目標甚至具體措施，這些改革措施如果能夠得到實施，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前景無限。信心取決于改革的方向、決心、措施和力度。

二是因為經過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中國經濟激發出來了巨大市場的活力，創業活力和企業的競爭力。如果問民營企業家，哪個地方投資最有機會，他一定還是說中國。市場的活力和動力，是我對中國抱有信心的另一個基礎；改革開放歷史積累也為下一步的發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中國現在人均GDP6000美元，還是在一個發展中的中低收入國家，未來各方面進步的空間非常大。

人為刺激消費比投資風險更大

《英才》：經濟學界甚至輿論對中國經濟失衡有很多分歧，你如何理解？

蔡洪濱：對于中國經濟所謂的再平衡問題，存在著很多錯誤的判斷，“十一五”規劃核心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十二五”規劃核心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經濟結構失衡，原來大家關注中國經濟外需強勁，內需不足的問題，現在出口增速下降，轉而討論中國的投資太多，消費太少。這個問題在國內有如此高的共識，已經成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系列政策都圍繞這個主線來制定，一系列問題都以此為指引。

國際上中國經濟崩潰論主要的依據就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一個國家把50%的GDP都用來投資怎么可能持續，經濟一定會崩潰。在我看來，這完全沒有搞清楚中國的基本情況，主觀片面的形成了所謂中國經濟最嚴重的問題，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所謂的消費與投資比重的失衡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統計方法與國際上統計之間差異的理解不到位，簡單地把中國的數字跟美國對比，其實這些數據之間根本不可比。

中國的消費存在嚴重的低估，中國的投資存在嚴重的高估。根據我們的初步估算，消費率至少低出了10個百分點，投資率高出10個百分點。從理論上來講，也不存在適應所有國家的最優投資率。所以我們真正需要關心的不是投資數量，甚至不是比重，而是投資效率。

《英才》：統計口徑最大的差別在哪？為什么會差10%這么多？

蔡洪濱：舉一個例子，如果按照美國的統計方法，中國住房消費被嚴重低估。美國的住房消費占居民消費的20%，占GDP的14%，而中國的住房消費只占GDP的3%。這里主要的區別是，在美國自住房屋的住房消費按照市場等價租金計算，而中國按歷史價格乘以2%的折舊率來算。我估計按照可比口徑，此項住房消費，中國至少被低估了5%。

服務業比重偏低一直被看作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問題，美國等發達國家服務業都占GDP的70%以上，印度是57%，泰國53%，中國是45%。但中國服務業比重偏低主要是統計口徑的差異，而不是結構失衡的表現。比如，很多公立醫院、公立學校等服務業都屬于公有體制，價格都是有關政府部門定的，嚴重脫離市場價值，甚至遠遠低于服務成本，按照這樣的價格計算，當然醫療和教育的消費就低了。

其次，中國的會計制度具有特殊國情，大量的灰色消費（如三公消費，食堂伙食，單位各種福利）被計入政府、國企和事業單位的運營成本，民營企業老板的車輛等開支算作企業成本，在其他國家全都是個人消費。把這些調整加在一起，保守看來，如果按照國際可比口徑，我國的消費至少低估了10%。

中國的投資嚴重被高估，主要原因是重復計算和統計注水。從每年各省GDP之和遠大于全國GDP就可以看出來。

官方數字顯示，我國投資占GDP的47%。如果調整10個百分點就變成了37%，而日本、韓國等國家經濟高速起飛的時候投資率都是將近40%。這樣看，37%的投資率就不這么可怕了。

需要注意的是，投資率本身沒有絕對的合理不合理。37%合理不合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投資效率，市場有這個投資需求，投資項目有經濟社會效率，那37%就是合理，否則27%、17%都不合理。

《英才》：這種錯誤的思維指導下，出現了哪些錯誤的經濟政策導向和觀念？

蔡洪濱：對于中國經濟失衡的錯誤判斷，導致了一系列錯誤的導向和觀念。個人消費角度，認為儲蓄不好，鼓勵消費甚至鼓勵借貸消費。國家政策方面，認為應該刺激消費而抑制投資。對于不同部門的發展，認為服務業好，制造業不好，甚至在民營企業家中間形成了一種風氣，認為搞制造業除了很辛苦又不賺錢以外，還被人瞧不起。

如果從對經濟的風險來判斷，我認為人為刺激消費比人為刺激投資風險更大。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次貸危機就是典型的消費過度導致危機的例子。而就投資來說，在市場經濟中，一些特定的行業出現投資過剩，在所難免，但不一定會引起全面危機。比如說頁巖氣引起的技術革命，導致美國頁巖氣出現一窩蜂的投資現象，后進去的很多公司虧損乃至破產，但并沒有形成全面的經濟危機，包括互聯網泡沫也是如此。

另外一個觀念是說中國現在要進入后現代化國家，制造業又是污染又是資源浪費，我們應該跨過工業化發展階段，制造業已經不重要了。這種想法是極其危險的，過早地抑制制造業的發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就沒有基礎。

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直接的拉動力，一是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的提升，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和資本，提高投資的質量和效益，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是保證長期經濟增長的一個核心；另外一個核心是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有兩個來源：一是通過制度改革提升配置資源的效率，另外就是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

市場化國家不定經濟增長目標

口述|蔡洪濱

如果真正了解市場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不應當非要有一個年度增速目標。真正市場化的國家，政府是不去定下一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的。

如果一定要有年度增長目標，這個目標的定法也要做改變。現在是，中央政府如發改委等部門先定一個全國的增長目標。雖然中央一再強調不以GDP論英雄，全國目標只做參考，但在現行體制下，必然是各省都把全國目標作為底線，然后層層加碼，形成各地的增長目標。

中國現在區域發展如此不平衡，各省、各地域之間的差異這么大，如果尊重市場規律和現實情況，應該是各個地方先根據自身的情況對未來的發展預定自己的目標，定完了以后全國平均，就是今年預計的國家增長計劃。這樣至少比現在把中央政府的設定變成了下限的做法更加尊重區間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