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中，有一部分被稱為“唱空者”。他們經常發出盛世危言，媒體稱他們的預言是“黑天鵝事件”，美國知名經濟學家魯比尼就因預言經濟危機被《紐約時報》封為“末日博士”。

　　“中國經濟下行會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原因是國內的生產過剩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這種‘內外需緊縮雙碰頭’的出現，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不斷下行趨勢，甚至爆發危機，而走出低谷的主要措施只有城市化。”這是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在2005年7月發出的預警，但在當時幾乎無一人相信，學界稱他的預言是黑天鵝。

　　然而，中國經濟增速在2007年二季度達到14.9%之后，再也沒有出現過超過12%的季度增長率。黑天鵝事件還是出現了，王建對于宏觀經濟的研判和分析，開始受到更多人的重視。

　　時至今日，保八的增長目標也被淡化，7%—7.5%的目標被很多人視為合理區間。那么，在中國經濟處于減速時期，經濟結構亟待調整的關鍵期，王建如何解讀當前以及未來的經濟形勢？

　　《英才》：有分析認為，當前美歐等發達經濟體處于復蘇階段，而中國經濟將長期向下，你如何判斷當前的全球經濟形勢？

　　王建：剛過去的2013年，國內外經濟形勢在我看來都是在向危機爆發前的形態回歸，即便有所復蘇也是短暫的，而且是正在醞釀著新的、更大的危機。

　　2005年時我說2009年可能會爆發金融危機，不幸言中了。危機爆發以后，我說中國經濟可能會有一個往下跌的過程，后來我們出了4萬億方案，我說中國可能是率先走出金融危機。到2010年以后我又做了一個預測，中國經濟有可能會繼續下行，現在看來又說中了。

　　我為什么堅持這個說法呢？危機爆發的原因和新全球化產生的原因，是完全一樣的。在冷戰結束以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回歸到世界經濟體系，以非常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和發達國家競爭，使他們喪失了實體產業的競爭優勢，最后他們從實體產業轉向虛擬經濟領域。這樣的轉移同時，又把實體產業轉到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他們自己玩金融。于是就出現了我們向美國出口產品，美國用金融產品跟我們換實物產品，這樣的過程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這本身就醞釀著危機，因為實體經濟削弱了以后只能是一個泡沫的發展，而泡沫早晚有破的時候。在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也想走回實體經濟的老路，提出所謂“再工業化”，但未見成效，被迫走回老路，就醞釀了新的危機。我認為，2015年會有新的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可能就在7月前后。

　　《英才》：美股創新高，歐洲，日本股市大幅上漲難道是新一輪泡沫嗎？

　　王建：如果有實體經濟的復蘇支撐，股市和房地產的繁榮是正常的。但是，直到2012年美國的GDP才恢復到危機爆發前的水平，直到2013年11月，美國的工業指數才回到危機前的最高點。股市和地產的繁榮，不過是在走回原來導致金融危機的老路，是新的泡沫在形成。

　　美國股市是泡沫，還可以看美國股市的市盈率。美國羅索2000指數反映中小企業股價水平，去年的市盈率居然高達75倍，道指和標普的市盈率也在17-20倍之間。去年中國經濟這么好，A股的市盈率只有9倍。因此美國的股市這么好，不是他們的經濟好，而是靠他們超寬松的流動性的支持。

　　伯南克在最后一次在職演講中說，美國不會結束寬松貨幣政策，只是方法有變化，是“用特殊的方法來維持QE”，背后其實就是讓這些金融機構去買亂七八糟的金融債券，繼續發金融商品，讓中國等其他國家來買，形成資產項下的順差，然后去維持經常項下的逆差，還是玩的危機前這一套。是泡沫就有破的時候，這個泡沫我看今年可能還破不了，到明年破的可能性就很高。

　　日本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比美國還要瘋狂。第一支箭是貨幣政策，第二支箭財政政策，第三支箭怎么也射不出去，他說是要吸引民間的投資，由投資增長來帶動收入，帶動整個經濟的恢復。但是這樣的政策真能拯救日本經濟嗎？事實是日本居民收入在2013年居然下降了0.4%，這是很多年都沒有的現象。

　　虛擬化成為一種趨勢，用貨幣財政政策是救不了的，再寬松的政策也是救不了的。從日本的情況可以看出，導致發達國家經濟虛擬化的因素，即使在危機爆發后也仍然沒有消失，反而是在繼續發生作用，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醞釀出新的、更嚴重的危機。

　　《英才》：你曾經預言中國經濟將持續下降，當前是否仍會延續這樣的態勢？

　　王建：中國經濟現在的問題就是沒有解決現在生產過剩的難題，外需萎縮，可能會導致新的下跌。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產能釋放的高峰期，從2011—2013年，我國產能釋放超過投資增長（即新上項目需求）8個百分點，而在這之前，都是投資增長速度大幅度超出產能釋放4—5個百分點。由此可以看出，產能過剩日益嚴重，并且如果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再加上外部需求繼續萎縮，估計中國經濟在2015年有可能會面臨GDP“破6進5”的風險。

　　《英才》：你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王建：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生產過剩，出現生產過剩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差距太大。觀察生產過剩程度的一個重要角度，是看社會總需求中消費所占的比重。2013年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5.9%，比去年和前年都顯著下降，前三季度7.7%的增長率主要是由投資貢獻的。

　　消費在分配機制作用下在繼續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暫時的，未來也要走低，由于沒有新的需求發生而前期建設的產能仍在投放，投資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會高于消費與出口。所以，在沒有發生大的改革和調整使中國經濟真正能轉入內需引領前，經濟運行就不會改變下行曲線，即便有時出現反彈也難以持久。

　　我所擔心的是，三中全會的改革，重點是放在了提高企業的效率上面，比如把放寬市場準入、減少項目審批作為改革的重點，這基本是在延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向企業和市場簡政放權的改革思路，但是在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后，目前中國經濟體制中的主要矛盾已經從生產流通領域轉向了分配領域，需要調整的是企業與居民以及居民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了。所以，如果改革的重點擺放得不準，改革就難以收到明顯效果。

　　《英才》：你認為未來改革的邏輯和路徑是什么？

　　王建：我認為最主要的矛盾是生產過剩，所以改革和結構調整都要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否則就難以見到成效。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效益問題還是分配問題？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決定著改革和調整應該圍繞什么中心來展開。

　　有些人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仍是經濟效益太差，因此改革的中心就應當是圍繞著進一步向市場和企業放權來進行，我對此并不贊同。必須承認，中國目前的企業和市場效益與發達市場經濟體相比，差距仍很大，還有很大的改善余地。但是也必須看到，中國經濟效益的進步速度，已經遠遠超出了世界其他國家。衡量經濟效益的綜合指標是勞動生產率，新千年以來的十多年中，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5倍，是發達經濟體的10倍，比金磚國家中最快的印度與俄羅斯也快了一倍以上。

　　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形成，企業獲得了較充分的生產經營和投資權。因此阻礙效益進一步提高的矛盾，已經從生產領域轉向了分配領域，因為只有在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的時候，企業效益才可能最大化，而生產過剩所引起的市場需求萎縮，則是對企業效益的最大吞食。

　　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仍然認為主要矛盾還是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不夠，那這樣的改革和調整就讓我很擔心。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衡量企業效益的最綜合指標就是利潤，如果過剩更加嚴重，PPI繼續下行，企業利潤就難以增長，那么用什么來衡量改革的成功與否呢？

　　此外，如果不觸動分配機制，企業即便效益水平提升了，利潤仍然歸老板而不是員工，改革的成果就不會惠及民眾，就難以獲得社會廣泛的支持，反而可能會由于企業利潤增長，進一步加重生產過剩。

　　當前的經濟形勢已經說明了這個趨勢，雖然經濟已經連續三年下行，但消費率不升反降，說明企業家階層在生產經營困難的時候，會更加傾向于通過壓低工資水平來保住企業利潤。所以，生產過剩才是主要矛盾。

　　《英才》：具體應該如何改革？

　　王建：解決生產過剩就要縮小收入差距。在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還有其特殊性，就是城鄉差距過大，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所以推進城市化是縮小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舉措。

　　其次是稅收改革。全部稅收占GDP的比重，中國目前不到20%，需要提高20個百分點以上。從個稅看，目前占稅收總額比重不足5%，需要提高60個百分點以上；同時，要從目前以產品稅為主的間接稅制，轉向以所得稅為主的直接稅制；目前中國的個稅2/3是工薪階層繳納的，今后要轉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繳納，低收入人群則以低保和社會福利等形式，從政府獲得轉移支付。

　　再次，必須配合政治體制改革，因為調整分配關系的難度，其實并不在于要大幅度提升對富人的征稅，而在于這種對分配關系的大調整是否會讓中國的富人相信，這是一件對他們也有好處的事情。

　　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了中國要走徹底市場化的道路，1997年的十五大已經指明了中國在跨入市場經濟體制后，政治體制應該怎樣改，但十幾年過去了，這方面的改革卻進展緩慢。

　　生產過剩危機正在向中國逼近，調整分配關系已經迫在眉睫，大改革時代再不到來，中國就沒有辦法擺脫危機。所以改革要和危機賽跑，中國可以利用的時間可能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