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生證券辭職，創辦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和民間智庫萬博經濟研究院，滕泰實現了一次重要的職業轉型。

　　在平臺型資產管理業務快速擴張的同時，萬博經濟研究院的創新理論——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理論，也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其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更新供給結構，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認為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制度、人口、技術、資本、資源等五要素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當前，總需求管理遭遇瓶頸，重啟供給改革成為很多學者的共識。但滕泰認為，只有民營資本才是市場經濟活力的最主要力量，他提倡大規模減稅、放松壟斷和管制、解除人口生育和流動以及金融資本、技術創新等各項供給抑制，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作為少壯派經濟學家，滕泰直言敢諫。在他看來，當下中國經濟的關鍵問題何在？他的新供給主義理論對中國經濟有何裨益？

　　堅決不搞政府規劃

　　《英才》：你的創新理論“新供給經濟周期”，以及“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內在邏輯是什么？能不能解釋光伏、風電等新能源的產能過剩問題？

　　滕泰：任何一個產業都會經歷新供給形成、擴張、成熟和老化四個階段。在形成和擴張階段，新供給會大規模地創造新需求；在成熟階段，供給創造需求的能力減弱，而在老化階段，供給甚至不能創造自身的需求。

　　光伏產業和風電產業前幾年由于受政府大力扶持，加速了行業的發展，供給大量增加，結果在短短的幾年內就走完了新供給形成和擴張，迅速進入成熟階段，出現了巨大的產能過剩。好在光伏和風電只是人為加速造成的階段性過剩，還不是供給老化，否則這些行業更沒有前景。

　　產業如此，國家的經濟也一樣。如果一個國家的大部分行業都處于新供給經濟周期的前三個階段，那么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經濟會向上走。但供給成熟階段的產業太多，不僅供給創造需求的效率會降低，可能產生產能過剩；一旦進入老化階段后，大量消費品賣不出去，整個經濟就會往下走。

　　《英才》：你提倡放松供給約束，但是供給本身有沒有一個邊界或者約束？比如光伏，各地方政府都非常支持，資金、信貸、土地、政策都有支持，但結果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

　　滕泰：所謂的放松供給約束，不是說人為地去刺激、去制造一些規劃，比如政府貼錢。但其實用不著貼錢，只要政府把供給約束取消了，比如大幅度降低畸高的稅收。

　　中國企業整體稅負是40%，歐美大概是26%，如果降低15個點，會有多少快死的企業可以變活？有多少原本產生不了的新供給和新需求會被激發出來？

　　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是15%，如果降低到5%，原本虧損的企業多10個點毛利率就賺錢了，原本開不出來的廠子重新做一下預算，就開出來了。這也是放松供給約束。

　　當然，除了稅收成本和融資成本的降低，還有很多直接供給約束，比如壟斷和管制，都需要逐步取消。

　　很多學者贊成新供給的觀點，卻仍然支持甚至參與搞計劃手段、搞規劃課題。新供給主義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張放松供給約束、堅決不能搞政府規劃。

　　拋棄凱恩斯主義

　　《英才》：市場失靈的時候，怎么辦？

　　滕泰：市場失靈的時候也不排除政府干預，但是干預的重點在于供給側。新供給不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完全退出，新供給主義認為政府要干很多事情，比如減稅、降低融資成本、保障性住房、增加有效供給，還有很多基礎設施、基礎服務要做。

　　供給端的管理，除了刺激新供給，還包括增加有效供給，激發社會的潛在生產力。比如提高人口素質，計劃生育放開一點；放松戶籍制度，讓人口流動；資源讓市場來配制；減少金融抑制，把資本成本降下來；取消壟斷，取消管制，降低稅收成本等等。

　　《英才》：你為什么說凱恩斯主義的三駕馬車分析理論在中國用過頭了？為什么這么多年凱恩斯主義一直大行其道？

　　滕泰：凱恩斯主義在二戰以后到70年代末，極大地支持了歐美經濟的發展。計劃經濟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沒有計劃經濟，就沒有前蘇聯、中國和東歐工業的迅速崛起。

　　但當凱恩斯主義用得太多了以后，就會造成大量的產能過剩。過去十年，有兩個東西搞得太多了，一個是計劃和規劃，另一個是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即總需求管理。總需求管理反復折騰的結果，原本三五年一個經濟周期，后來搞的兩三年一個周期，再后來一年一個周期。過去這十年里，就搞了十幾次上下的干預，這么弄就過頭了。

　　計劃手段也一樣，如同前面談到的光伏產業和風電產業，很多產能過剩都是政府一手制造的。當總需求管理和計劃手段都用過頭，只能從供給方面出發，重新去啟動激發經濟的潛在生產率。

　　《英才》：中國這么多年奉行凱恩斯主義，是因為做起來比較容易，還是習慣了？

　　滕泰：我們幾十年前是搞計劃經濟的，計劃經濟就是靠政府干預，計劃經濟改成市場經濟后，政府手段不想退出，不想退出得找個理由，凱恩斯主義給了一個理由。市場不行的時候，由政府刺激需求，它天然就跟計劃經濟是親戚，都是政府干預的一套理論，搞宏觀調控，而且越搞越上癮，最后就搞得有點多。

　　絕不安于后發優勢

　　《英才》：林毅夫提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是投資而不是消費，你是否贊成他的觀點？

　　滕泰：他的結論只有一點我贊同，就是中國還能保持8%的增速增長10—20年。其他的我不贊同。

　　第一，他支持投資驅動，我覺得這是不行的。他還是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從需求角度去看，到底是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還是出口。我是從供給角度去看，從長期來看，供給能夠創造自身的需求。我們分析的框架不一樣。

　　第二，他認為投資能夠持續增長的一個根本邏輯是，中國在國際分工的地位里是后發優勢，制造工業產品是我們的優勢，所以中國沒必要在高科技領域跟美國去競爭，而是在自己強勢的領域里把它做大，占有相應的優勢。每個國家，都在自己國際分工里最強勢的領域去努力，整個世界經濟就會繁榮增長。為了維持這個制造業的優勢，中國還需增加基礎設施、基礎服務投資，還可以投個20年。

　　從邏輯上來看，這一套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在于他的起點就是錯的。中國為什么要安于比較優勢？中國安于比較優勢，世界經濟是增長了，大家都低價享受中國制造的商品，但是中國在出口這些商品的時候，有沒有拿到應得的貿易利益？這是核心問題。

　　凡是新供給形成階段的產業，比如很多高科技領域的利潤都是非常厚的，而后端的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所謂中國的貿易優勢領域，其底層分工、做加工貿易的利潤是很薄的。他沒有考慮中國如何在國際分工里、在貿易利益分配里，獲得應得的甚至更高的地位。安于國際分工確實能為世界經濟做貢獻，但這未必能夠保證本國居民福利的最大化，這是一個錯誤。

　　另外，比較優勢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歷史形成的，是可以改變的。美國生下來沒有硅谷，中國一開始也沒有中關村。未來的世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服務經濟、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這些都是我提出的軟財富領域。

　　中國絕對不能安于林毅夫說的這種世界給定的后發優勢，干給定的活，為了給定的活再修一堆基礎設施。這個理論不會造福中國，而是會誤導中國，所以新結構主義的理論是錯誤的。

　　《英才》：你非常強調軟財富，比如文化、IT信息等，軟財富的意義何在？

　　滕泰：一個中國企業生產襯衫，只能賺10%的毛利，但是美國人貼個牌再賣回來，價格就漲幾倍——老百姓買的是品牌等軟財富。這跟蘋果手機是一樣的，很多零部件是中國生產的，機器是在中國組裝的，但中國企業沒拿到多少利潤。如果中國只能作為一個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干最苦的活，消耗最多的硬資源，賺5%—10%的毛利，這樣的國家很難強大。

　　新供給主義也許能夠保證中國十年增長，但是沒有百年以上的繁榮，是不可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而百年以上的繁榮必須靠軟財富戰略。

　　為什么要搞軟財富

　　因為在200 年前人家搞硬財富的時候，我們在搞農業生態，我們競爭不過人家；現在我們搞硬財富的時候，人家在搞軟財富；硬財富消耗的是硬資源，人家軟財富消耗的是人們的創意。

　　新供給主義的基本立場

　　新供給主義在計劃和市場之間，一定是選擇市場；在需求和供給管理之間，一定是選擇供給管理；在民富和國富之間，一定是傾向于讓財富更多地流向民營企業和家庭；在減稅問題上，毫不猶豫地支持大規模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創造新供給、創造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