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正在經歷一場痛苦的結構性變革。
美國國內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問題愈發嚴重，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引發了一場小型的金融恐慌，日本還在繼續量化寬松試圖復蘇，而其他經濟體也未能找到明朗的出路。
所有人都在思考，怎樣才能熬過去？
答案也許各不相同，2013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主題為“創新勢在必行”。有遠見的企業家已經意識到，現在正是韜光養晦、修煉內功的時機。馬云改變了中國人的購物習慣，喬布斯顛覆了全球手機應用格局，這些創造性企業堪稱典范。毋庸置疑，擁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及經濟體，才擁有抵御經濟風險的法寶。
盡管中央表示“釋放改革紅利”仍然是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然而至今“打點滴”式的改革仍未取得突破性進展。如何平衡短期穩增長與長期改革之間的關系？當下的中國經濟困局如何應對？如何激發市場創新的能量？不妨聽聽幾位經濟學者的見解。
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銀行業市場化大勢所趨
銀行的風險首先是壞賬問題，各方的說法莫衷一是，至今沒有明確的數據。
因此，究竟銀行壞賬問題給行業帶來多少不好的影響，現在還不好估量。但是，國家審計署已經在摸底，相信在實際情況清晰明了之后，相應的辦法就會出臺。
影子銀行方面，風險是會存在的，因為影子銀行面對的信用主體的信用狀況沒有銀行客戶質量優。但是為何仍有客戶選擇影子銀行？因為存款人獲得的收益要高于銀行，而高收益背后當然是高風險。
我認為金融熱實體冷的說法其實是存在問題的。雖然，現在有很大一部分資金在銀行間流動，但是銀行間的資金很多都是買的企業債，因此并不能說這些資金就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我們現在無非是要規范銀行間市場，防止資金追逐風險偏離度比較大的業務。
當前的銀行業確實需要改革，民間金融肯定會給傳統的銀行業帶來沖擊，尤其像余額寶這樣的產品對銀行的傳統銷售渠道已經造成影響。
其實，面對格局的改變，新鮮血液的注入，不單單是銀行業，只要是企業或者是想要盈利的行業，在未來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充分市場化。這是大勢所趨。
在此基礎上，銀行自身提升創新就顯得尤為必要。因此，在市場化競爭變得更加充分的環境下，銀行自身的創新意識和服務能力勢必需要得到進一步提升。
當然，銀行業市場化競爭是否能夠得以真正實現，并非銀行自己完全說了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以及金融業準入門檻限制的降低，這些能夠促進銀行業轉型升級的改革，還需要監管層更多考慮。
利率市場化是促進銀行進行改革的一劑良藥。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不宜過分強調推進速度的緩急。只要大的方向是沒有問題的，一切都好說。另外，金融業準入門檻的限制也已經有松動，比如國家已經在考慮設立民營銀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李佐軍 單純投資拉動已到末路
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趨勢，我曾在2009年就預測將呈“V+U”型增長趨勢。V型是指2008—2010上半年這段時期，U型是指2010下半年—2015年這段時期。現在看來，實際情況大致如此，但后兩年情況還有待檢驗。
從2010年二季度開始，經濟一直下行，一直跌到2012年三季度的7.4%。由于去年5月政府采取了穩增長措施，帶來了四季度的一個小反彈，但這只是U型下降通道上的一個回光返照，難以改變中國經濟進一步下行的大勢，U型底部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U型兩端的高度是不一樣的，左端是經濟增速12%左右（實際是2010年一季度12.1%），右端2015年前后是6%-8%左右，2015年以后中國經濟將進入中速增長階段。
在經濟持續下行的形勢下，中央強調要采取穩增長措施。但這次穩增長措施與以往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有所不同，主要是發展一些有發展潛力、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譬如節能環保產業、信息產業等。這些行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不會像印鈔票、降低利率那樣立馬產生效果。
我要強調的是，穩增長并不意味著經濟一定要往上走，保增長則一定要往上走。穩增長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經濟大起大落，趨勢平緩下滑也是穩增長。
我不太贊成為了保GDP增長而留住那些本應淘汰的產業和企業。我們應該尊重經濟規律，讓那些沒有效益、沒有發展前景的企業和行業逐步淘汰。
我認為，單純從需求端的“三駕馬車”來尋求經濟增長動力是有問題的，過分強調它會產生一系列的副作用和“后遺癥”，應更多地從供給端去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供給端的經濟增長動力可以概括為“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它們正好對應著中央最近反復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結構升級和創新驅動。
過去單純依靠投資拉動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因為這種模式帶來了投資效率低下、政府債務負擔嚴重、資產價格泡沫甚至金融風險等一系列問題。當然，我們不能一概否定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投資必須注意三個問題：誰來投資、投資失敗了誰來承擔責任、怎樣提高投資效率？
創新驅動是中國經濟新動力。我國創新不強的根源是制度不健全和不合理，有利于創新的制度環境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創新還需要有融資條件。需要通過改革金融制度，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理論室主任
劉霞輝 還是靠深化工業化
第三產業是我們國家目前為止相對落后的產業。因此，三產尤其是生產型服務業面臨著較大的改革需求，因為壟斷、國家控制都在這個產業里面。
比如說文化、體育、娛樂、醫療、教育、金融服務等，這里都存在比較嚴重的國家壟斷或者國家控制的現象，所以這些產業的生產潛力沒有激發出來，市場沒有有效地形成。這在未來是需要重點關注的。
目前，我國大部分企業都比較困難。從道理上來講，企業面臨困難，它有先天的調整能力，但有一些是企業不能把握的東西，就是大環境。這時，就需要國家主動做出調整，在大環境中給企業創造一些調整的可能性。
我認為，以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階段而言，中國并沒有處在創新的階段。中國的企業，包括整個國家應該說并沒有把創新真正的提到議事日程上。因為，我們國家現在仍是中等收入國家，以中等收入國家的產業結構，以及整個國家的發展能力，不可能提升到創新型國家的層面。
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提升，人力資本的改善，企業的結構調整，慢慢為中國在未來成為創新型國家打好基礎，但這個過程是漫長的。
再談增長質量與速度的問題，我覺得二者不是必然矛盾的。既然中國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壓縮了正常的生長過程，那必然會有得有失。結構性的碰撞，短時間里會產生很多劇烈的摩擦，導致了所謂增長質量和速度之間的不均衡。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還是靠深化工業化，加快城市化。因為農村人口還是太多，勞動生產率太低，只有把低端勞動生產力的人口，不斷轉移到勞動生產力更高的城市，以及其他的產業去，中國經濟才能往上走。未來一段時間，繼續推進勞動生產力轉移將是我國保持增長的最大動力。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沈建光 盤活3.25萬億國庫資金
在我看來，7月官方PMI的轉好缺乏廣泛的數據支持。
目前諸多經濟指標已經回落至2009上半年水平即中國受金融危機影響最為艱難的時刻。當前經濟確實存在硬著陸風險，應引起警惕與擔心。
二季度GDP回落至7.5%，觸及了決策層既定的增長下限。投資增速創2003年以來新低，工業增速也與2009上半年接近。如果考慮到被高估的出口增速，真正的經濟情況恐怕更差。
未來，經濟下滑何時出現拐點取決于宏觀經濟政策。7月宏觀政策拐點已經出現，如果下半年穩增長政策措施能夠切實落實，9月有望扭轉經濟下滑走勢，出現宏觀經濟的拐點，四季度經濟或將實現小幅反彈，全年經濟增長能夠達到7.5%的政策目標。
我一直強調，越是經濟下滑階段，越應該發揮反周期政策的作用。而近期諸多利好政策相繼出臺，包括支持小微企業、加快鐵路建設、確保出口穩定、加快行政審批權力下放及投資項目審批等，說明政策已經轉向穩增長，體現了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的及時性。
當然，也應總結早前經濟刺激計劃的教訓，穩增長政策不應該再讓銀行承擔準財政功能。如果能夠通過結構性減稅和發行調結構特別國債，專門用于保障房、基礎設施、水利及新技術和新能源等項目建設，便可有效拉動投資，也能作為杠桿帶動地方融資與保障房建設，對穩增長與調結構均有裨益。
我建議，下半年財政政策應更加積極，考慮盤活3.25萬億國庫資金。而貨幣政策方面，由于當前中小企業資金壓力仍舊很大，貨幣市場利率仍在上升，降低基準利率確有必要，宜早不宜遲。
當前中國城鎮化率為52.6%。未來以城鎮化為核心的經濟振興計劃也在加速，圍繞戶籍制度，農村土地流轉，財政體制及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推出，有利于進一步釋放內需，帶動投資與消費，支持未來經濟增長達到7%。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徐建國 必須城市化
自2010年二季度以來中國經濟的放緩是多方因素疊加的結果。
不過，硬著陸這個說法現在還談不上。二季度經濟增長跌至7.5%，但與其他國家比，這個速度本身并不低。而且我們處于經濟周期底部，對于底部而言，7.5%這個速度也不能說很慢，也沒有出現明顯的就業壓力。
現在大家熱談的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其實可以從經濟周期的角度來理解。鋼鐵、水泥、煤炭、電力等都是周期性很強的行業，在整體經濟良好的時候往往各種緊俏，資源緊張；經濟放緩時候，便被扣上產能過剩的帽子。
社會總體經濟水平提高，居民用電的要求也高，未來經濟恢復了，行情可能就恢復了，不用過于悲觀。產業和經濟是硬幣的兩面，談不上誰拖累誰。
現在到了一個重要的改革窗口，應該做一些基礎性的改革，不用過于追求短期的經濟增速。整體經濟結構的改善要犧牲一些短期的速度，調整完成后，經濟增速還是會快起來。
在這個重要的改革窗口，倘若能在促進土地流轉、規模經營，鼓勵城市吸納新移民方面有政策措施出臺，則未來10、20年的繁榮可期。
當前的改革比以前要復雜，很多關系不容易理清楚，拿出方案更難。比如農村土地改革、戶籍改革和城市化是聯系在一起的。土地改革釋放人口要由城市化來吸收，城市吸收新移民需要各種配套，包括醫療、教育、社保、城市基建各方面的配套，都需要花錢。地方政府的財務需要平衡，錢本來就很緊張，因此又牽涉到財稅方面的相應改革。
但城市化又是大趨勢，是必須做的事情，要不然長期的繁榮就沒有了基礎，拖著其實是鴕鳥的態度。所以，現在的問題需要仔細分析，改革要穩扎穩打，避免操之過急，忙中出錯。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周子衡 經濟判斷脫離實際很遠
現在大家習慣于掉進一個邏輯，如果沒有太大的硬著陸風險，就可以調結構；如果有太大的硬著陸風險，就要保增長。
我認為這個邏輯本身就有問題。任何國家的政府在任何的時間段都是要穩增長。所以，結構調整到底是什么東西，需要好好考慮。如果經濟不好，局面不好，那么所謂不合理的結構就應該存在下來？如果經濟轉好，這個結構就應該調整？
增長和結構調整，都變成人為制造的問題，政府和主流意見都在人造的鋼絲上找平衡，這是很有問題的。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曾經把太陽能作為結構調整的標桿，各地紛紛上馬，一下子出現產能過剩。在寧夏和內蒙相交的地方搞太陽能，但是太陽能發電卻不能并入電網。自己的市場不開放，能調整什么結構？
政府應該是單一目標，那就是經濟發展，尤其是當前的背景下，調結構可以說是一個偽命題。不應該存在一個經濟體系之外的力量整頓這個經濟體系。
中國經濟放緩是必然的，不過相對來講中國經濟增長并不低，但問題是存在的。
金融方面，比較大的問題是匯率。人民幣的貨幣基礎是美元，匯率改革做不好，會有大的問題。這是中國的命門，一旦出現問題，金融領域真正的動蕩就會出現。
人民幣國際化是對的，但是變成人民幣自由化則是錯誤的。現在整個人民幣國際化的路線都是對的，應該更積極地推進，增強人民幣的國際需求。只有當人民幣的實際需求到相當的分量上，整個的匯率問題才能得到好的解決，沒有這個基礎，其他都是空談。但是人民幣的自由化相當于美元自由化，于中國沒有實際意義。
債務問題和利率問題都不是問題，中國的債務約束跟西方的債務約束完全是兩回事，解決的空間很大。而在西方，立即會進入法律程序，導致企業或者居民破產。
拿西方的眼鏡看中國是看不通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根本不存在，財政根本不負擔這一塊，都是居民部門負擔。那些判斷都是偽命題。
至于房地產問題，明明是住房需求過熱，非得說成房地產泡沫。如何解釋商業地產和住宅的價格倒掛？哪個國家商業地產倒掛到中國這個地步？為什么不投機商場寫字樓，只在住房上投機？
中國對經濟的判斷脫離實際已經很遠很久了，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政府部門，其他方面全都沒問題，經濟時好時壞都是正常的。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諸建芳 維持可接受的最低增長
我將現在的經濟形勢稱作一種困局。陷入困局主要有五個原因。
第一，美國政策轉向帶來的不確定性，QE退出可能性很大。如果QE政策提前退出，人民幣的匯率波動，資金從新興經濟體抽離，將沖擊中國經濟；
第二，經濟增長持續下滑，經濟缺乏活力。從同比增長率和環比增長率看，中國經濟增長在過去幾年均有一個持續下滑的趨勢；
第三，產能過剩情況日趨嚴重，結構問題凸顯。從2003年只有四個主要產業出現明顯的產能過剩問題，2012年，則有19個主要產業均出現較為嚴重的產能過?，F象；
第四，政策空間已經十分有限。就財政政策而言，一方面財政收入增長放緩；另一方面國防、外交等政府運營剛性支出超過27%，下降幅度有限，而民生和環保領域還需進一步支持。貨幣政策方面，目前貨幣總量已經過高，貨幣刺激風險加大；
第五，系統性風險上升。從經濟結構來看，真實出口小幅改善，但程度有限。投資的增長將被產能過剩拖累。最后，消費乏力貫穿全年，預期零售全年增長率為12.8%。
對于這種困局，一是要維持“社會可接受的最低增長”，二是放權改革促經濟轉型升級。
社會可接受的最低增長是就業、盈利、稅收不全面惡化的經濟增長。在短期內，應最大限度地維持社會可接受的最低增長。
長期而言，應放權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首先要啟動新一輪改革。歷史經驗顯示，經濟增長比較低迷時，政府往往會順應潮流推動改革。目前，以政府主導資源配置模式已走到盡頭。
而改革核心內容應放權給市場和企業。改革的領域主要有：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國有壟斷領域、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民生保障制度、資源品價格和創新等。重塑促進經濟增長三大關鍵因素是優化資源配置、激發創新和催生新產業。
中國創新一直不強，原因不是資金不足，而在于制度。中國的研發投入在經濟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當中并不低，研發占到GDP的2%。但是由于政府干預的程度比較高，創新轉換的效率非常低。改革政府的干預，政府管理權限進一步下放到企業和市場，創新的效率會大幅提升，也有利于要素成產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