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實質性深化，在當下著實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走到改革“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那些“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現任何一項改革都會面臨既得利益“固化藩籬”的強有力阻礙，而且各項改革大都已經深度關聯交織，牽一發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局的空間，現在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于“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

　　現階段的主要特征，我覺得可以用如下四句話來描述：

　　第一，“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

　　在中國各地稍作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30余年高速增長后，經濟增長勢頭和市場成長的潛力仍在，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抑或許多農村區域，建設場景觸目可及；但來自資源、環境的制約和人際關系的制約，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天氣、重化工項目，頻繁引發民眾的強烈反對。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和不滿更為凸顯。

　　第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臺階，從10%左右下行到7%-8%的區間是大概率。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迅速消失，老齡化壓力，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等。

　　但可以對沖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重視與爭取的。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科技創新紅利、社會管理紅利，而使這些紅利能夠如愿釋放的關鍵，是實質性改革能否“攻堅克難”變為現實，進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化解矛盾制約。業已壯大的民間資本，可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活力，必須在改革中更多貢獻其“正能量”，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資體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無可回避。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互博弈。

　　改革開放30年來，既得利益漸成局面，尾大不掉。十八大之后，高層明確表述要有“壯士斷腕”的改革決心，但社會上、企業界、市場中對在體制內“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且與意識形態的陰晴變化迭加。在深化改革與既得利益的博弈背后，是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問題的賽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化解既得利益阻礙，是改革的最難之處。

　　第四，2013年是挑戰機遇并存局面下接受歷史考驗的新起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深化改革的“頂層規劃”性質的中央文件，以及理應與之呼應、現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先行先試”的創新推進，將是決定我們能否合格地應對挑戰、掌握機遇的“關鍵一招”。推進“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在總體“路線圖”下還要配之以多輪“最小一攬子”的改革“時間表”設計。今年于財稅領域業已于8月1日在全國鋪開的“營改增”改革，勢必倒逼整體的財稅改革和與之聯動的多方配套改革。

　　客觀地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在新起點上的新動力仍然雄厚，但大部分的動力是以潛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潛力釋放、真正實現增長模式轉變、質量與幸福感提升，必須義無反顧、“壯士斷腕”般地推進和深化歷史性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