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八年之久、原定于2012年出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再度被推遲。這或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難產的一項改革方案，無疑又在企盼這一方案的人們頭上潑了一盆冷水。

　　據(jù)資料顯示，由國家發(fā)改委牽頭負責的方案起草工作，自2004年啟動以來，官方曾多次給出出臺的期限，但卻屢次延期。按照最新的國務院工作計劃，方案原定于2012年6月底出臺，但由于有關部門間的分歧較大，出臺時間推遲到了10月底。后又因諸多因素干擾，方案擬推遲到12月底出臺。如今已時至2013年，但方案出臺的具體時間仍未明確認定。

　　那么，到底阻礙改革方案出臺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點又在哪里？

　　利益群體的阻礙

　　中國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這可能是個難以說清的問題。

　　中國官方自2000年公布基尼系數(shù)為0.412后，再未公布過這一數(shù)據(jù)。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以上的基尼系數(shù)表示收入差距較大。

　　但這一數(shù)據(jù)仍與居民實際感受相差甚遠。中國經(jīng)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jīng)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所做的調研報告給出的結論顯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西南財經(jīng)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研中心近期發(fā)布的報告稱，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shù)為0.61，在全世界處于較高的位置。根據(jù)世界銀行的數(shù)據(jù)，2010年全球基尼系數(shù)平均為0.44。

　　可以說，中國的收入差距調整已經(jīng)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但是，為何形勢如此迫切而方案卻又遲遲拖延？多數(shù)學者表示，利益調整難以達成共識是最大阻礙。

　　“到利益關系動真格的時候，很多人本能地會有抵觸，由此導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難以出臺。”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yè)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對《英才》記者表示。

　　據(jù)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是在由發(fā)改委牽頭、多部門參與的方式下進行的。有分析人士稱，在部門分割的體制下，部門之間缺乏規(guī)范的磋商溝通機制，牽頭部門往往需要付出極大協(xié)調成本，加上部門之間利益的博弈，導致改革方案的出臺極其困難。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建勛認為，方案這么多年出不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觸動很多人的利益，特別是收入比較高的國企、銀行、石油、電力壟斷部門以及公務員群體等。

　　“一方面要觸動高收入群體，一方面他們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方案遲遲出不來也很正常。”王建勛對《英才》記者說。

　　公開數(shù)據(jù)顯示，2009年國企實現(xiàn)利潤1.3萬億元，2010年盈利近2萬億元，但2009年利潤上繳比例為6%，2010年為2.9%，且上繳紅利主要在企業(yè)體系內部轉移，沒有明顯惠及民眾。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jīng)營收入總量為800.61億元，支出769.54億元，其中723.6億元又以各種名目返回企業(yè)，調入公共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只有40億元，僅占國有資本經(jīng)營支出的5.2%。

　　有關官員稱，國有資本收益的收取比例，需要根據(jù)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實際情況綜合考慮，現(xiàn)階段不宜過高。

　　不過對于最終的方案，王建勛并不太樂觀。他直言，由于受到利益群體的阻礙，最終出臺的方案極有可能是相互妥協(xié)的產物，可能只是原則性、框架式的方案，“期盼方案能解決根本問題是不可能的。”

　　改革必須改善民生

　　一個不容樂觀的問題是，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仍在逐年拉大。

　　北京國際城市發(fā)展研究院聯(lián)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fā)布的首部《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創(chuàng)新報告》指出，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shù)0.275，2010年達到0.438，20世紀90年代以每年0.1個百分點提高，并且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報告中提到，當前我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是2倍。而我國行業(yè)之間職工工資最高與最低工資相差15倍，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工人收入差距18倍。中國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逼近社會容忍線。

　　所以，改革如何進行，則成為學界和決策層討論的重點。

　　王建勛表示，解決貧富差距，應該從制度建設入手。中國最大的差距是城鄉(xiāng)差距，現(xiàn)在農民對土地沒有所有權，土地幾乎是其最重要的財產，但是土地不屬于自己，不能買賣、抵押，農民不能從土地獲得收益。應該土地私有化，讓農民擁有土地，以獲取收益。另外，現(xiàn)在很多政策如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稅收制度、金融制度，都在歧視這個社會的低收入群體，特別是農民。這些制度如果不改變，搞收入分配方案一點兒意義都沒有，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如果把這些制度性的壁壘都改變了，低收入群體自己會想辦法致富。最重要的是要給他們公平競爭的機會，打破阻礙他們致富的制度。

　　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王小魯對《英才》記者指出：“光講改革收入分配體制，但觸及不到根源問題，不推動更深層次的制度改革，解決不了收入分配問題。制度改革，根本上來說要靠擴大民主、建立法制，讓老百姓監(jiān)督政府，大方向要明確。在這些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不要指望制定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王小魯認為，要解決問題，就需要改革制度。首先要打擊腐敗，保證公共資金合理使用。另外，壟斷收入、資源性收入如何分配是一個重要問題。土地、礦山資源的管理，資本市場的管理和運作，都需要公開透明。其他壟斷部門的收入也要推進稅制改革，還需要擴大競爭，減少壟斷。

　　“要擴大提供公共服務，實現(xiàn)社會保障的全民覆蓋，這些都需要從制度上來解決。改革必須改善民生，讓全民共享發(fā)展成果。”王小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