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長期依靠投資驅動的模式不可持續,已是不爭的結論。如何提升消費比重,這是整個經濟學界長期討論的課題。
然而,“調結構”意味著需快速將消費占比提升至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嗎?在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看來,這是一種誤解。現階段應該更多考慮消費與投資的均衡發展,關鍵還要注重投資效率。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最終取決于改革。如果改革到位,未來中國仍將保持可觀的持續增長速度。
潛在增長率升還是降
《英才》:你認為2012年中國經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朱海斌:根據我們的估算,2012年中國全年GDP增長速度是7.6%。中國經濟下行,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周期性調整和結構性調整,主要是樓市調控。樓市調控從2009年開始,2010年效果并不是很明顯,2011年加重樓市調控以后,效果開始慢慢顯現。
2012年上半年,房地產投資下降非常快,相關行業包括水泥、鋼筋等都受到很大影響。三季度以后,由于政策放松,房地產市場出現一些明顯的好轉。房地產交易、房價數據,都出現一些拐點。這對經濟在2012年四季度的復蘇,起到了強大的支持。
《英才》: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潛在的增長率在下滑。你持什么觀點?
朱海斌:我覺得潛在增長率在今后幾年都是8%左右。潛在增長率下降,關鍵的因素是結構性的。第一,中國出口市場的潛力在下降。外貿盤子大幅擴大,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全球的貿易總額達到12%左右但是全球的總需求在下降。第二,中國在中低端產業的競爭力實際是下降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在上升,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過程。第三,從全球的最終需求來說,至少在5年之內,我覺得歐美發達國家還是很難走出衰退,最終需求還是比較疲弱。
整體來說,外需方面基本上不會有太大起色,內部消費肯定是比較穩定的,投資方面最終應該和消費各占50%的比例,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個最主要的依據。當然跟以往相比,投資對GDP的貢獻率肯定是下行的。
潛在增長率肯定是變動的,但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總趨勢也未必一定會下降,這取決于中國經濟改革。如果做得好,可能先下降但又會上升,這是有可能的。
公共投資占比太大
《英才》:調結構一度被提為2012年的主要目標。你認為調結構的重點是什么?
朱海斌:調結構毫無疑問是重點,但我個人覺得有一些提法并不是很妥。官方的提法,從出口外貿為主改為內需為主,這個其實已經實現了。
還有一個提法就是,內需為主,要形成以消費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我覺得這個提法有點兒矯枉過正。我認為,應該強調消費跟投資并重。
過去幾年,經濟上失衡的問題,在于投資比重占得過高,嚴重失衡。但我們是不是應調整為消費占比到70%的水平而投資占比30%?我覺得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是太過的。
中國仍然需要投資。中國現在還是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為5000美元,人均投資總量、人均存量還是偏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推算,中國現在的人均投資存量相當于美國、日本的12%左右,這個起點還是很低的。
未來10年的經濟增長,我認為有兩個最大的驅動力,一個來自于城鎮化,另一個來自于產業升級、產業創新。這兩個因素是中國實現中期可持續增長的最關鍵因素。
要實現城鎮化跟產業創新,都有很強的投資需求。從這方面講,投資不會像有些人說的,中國現在投資已經過剩了,投資在未來幾年要大幅削弱。這個情況如果發生,中國可能會硬著陸。
中國更需要的是,投資跟消費之間更加平衡地協調發展。單純強調消費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個人覺得是過頭了。反過來我們看周圍的國家,找不到一個國家光是靠國內的消費需求推動,就能夠維持一個很穩定長期性的增長。
比如美國,2008年經濟危機,其實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消費過度。包括其他國家:巴西、泰國、東南亞,1997—1998年,問題也是在經濟增長的時候,過度地提前消費。所以,消費跟投資的平衡發展,是中國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點。
《英才》:單就投資來說,涉及到公共部門跟私人部門的比例問題。你覺得什么樣的比例是比較合理的?
朱海斌:第一,更加準確的提法應該是,要更加注重投資的效率,這是關鍵。第二,是不是一說投資,指的就是公共投資,就是政府投資?其實這個問題可以重新思考。國際上公共投資效率普遍是比較低的,而在中國,考慮到一些腐敗、尋租行為,效率會更低。這也是為什么前兩年投資過度發展之后,造成了種種經濟失衡現象的原因。這實際上跟公共投資占比重太大有關系。
政府其實也面臨一個挑戰。地方政府主導了很多投資項目,但地方政府沒錢。地方政府現在為了投資,只能再去通過城投債、信托去融資,融資能力上存在很大問題。
如果換個思路,通過私人部門去投資,問題就容易了。開放民間資本,當然會涉及到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更多的應該是提供社會服務,改善投資環境,其中也包括改變國有資本的壟斷地位。我認為這是經濟調整里重要的一環。
《英才》:消費的比例怎么才能提起來,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朱海斌:要提高消費,首先就是要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占GPD的比重,在過去10—15年,大部分時間是下滑的。
第二,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消費低迷另外一個原因跟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有關系,這涉及到一次分配跟二次分配。
第三,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這幾方面措施配合起來,對于恢復消費在GDP中應該有的比重,是沒有錯的。但是從效果來看不會立竿見影,這將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文|本刊記者 謝澤鋒 圖|本刊記者 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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