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3萬億元投資旅游產業，長沙8000億元發力重大項目，重慶1.5萬億元建設產業園，山西2萬億引進投資項目……各種地方版振興計劃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展開。

　　在“穩增長”口號的推動下，發改委及相關部委也加快了項目審批的速度，一些原本擱置的傳統項目也提上議程。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2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到7月底國家財政還有一萬億元的余額，歷年結余還有1000多億元的穩定調解資金，萬億財政將適時預調微調以推動經濟穩定增長。

　　有分析稱，決策層的表述暗示了重新祭出財政刺激計劃的底線。如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跌破既定目標，新一輪“4萬億”也許不可避免。

　　不過，值得警醒的是，上一輪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果尚未消失，如今全社會正處于“去產能”階段，再次出臺大規模刺激計劃是否合適？中國經濟長期依賴投資驅動，經濟結構調整已成共識，新版刺激計劃是否會葬送“調結構”成果？即便出臺刺激政策，在消費低迷、外部環境惡劣的情況下，能否真正將中國經濟拉回正軌？

　　這一次和上一次

　　縱觀已出臺的相關政策，一些地方仍以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主，這不可避免地引發人們對新一輪刺激計劃的憂慮。

　　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近期表示，上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的負面效果正在逐漸顯露，包括產能過剩、通貨膨脹、企業庫存高企、資產泡沫上升、地方債務問題等。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亦對《英才》記者指出，中國經濟的問題是投資率過高，如果再次啟動投資刺激政策無異于飲鴆止渴。新的基建等投資項目雖然可以拉動鋼鐵、水泥等行業需求，但是這種需求并非真正的市場需求。過剩產能與超前投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打嗎啡”的方式必然不可持續。

　　數據顯示，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比GDP已超過50%。從經濟轉型角度講，過度依賴投資也形成了掣肘因素。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就表示，地方投資競賽不利經濟轉型。中西部地區投資效率低下，高投資又使這些地方政府負債率和當地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降低了未來承接產業轉移的能力，其投資效益大大低于東部地區。

　　但也有分析認為，不能完全抹殺地方版振興計劃的積極意義。

　　“這一次和上一次的‘4萬億’不同。上次是由中央政府審批項目、制訂計劃，地方政府去落實。而這次中央選擇放權，發揮地方政府的能動性，根據自身情況制訂和落實具體計劃。相比之下，這次在效率上有進步性。”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孫立堅對《英才》記者說。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也表示，對地方版投資計劃不能全盤否定。經濟落后的省市經濟發展之所以緩慢，最大的問題是基礎條件落后，無論是公路、鐵路還是城市基礎設施。如果加大對中部地區、西南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為未來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這將是擴大內需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對于地方版“4萬億”投資，不能簡單、輕率地否定或肯定，而是要針對各省市不同的情況做不同的分析。

　　“我們既要看到地方政府盲目擴大投資的沖動以及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基礎設施投資將是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新起點。”易憲容說。

　　有口號，無口糧？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刺激政策面臨的首要難題是錢從哪兒來。

　　以貴州省為例，2011年全省財政收入約為1300億元，想拿出3萬億投資旅游業，應該難度不小。從債務成本看，即使在可以享受零息貸款的情況下，貴州3萬億刺激計劃將導致其債務余額兩年內新增9000億，相當于該省GDP的1.8倍；而長沙市8000億的刺激計劃，將導致其債務余額兩年內上升2500億左右，相當于該市GDP的50%。

　　可以預見，地方政府大規模投資將受到融資能力的制約。即使是在2008年底的“4萬億”投資之中，政府財政直接投入的資金也非常有限，大部分資金仍然主要通過銀行信貸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

　　有分析稱，如果再次出現大規模的融資計劃，必要條件是銀行信貸、債券融資等各種形式的配套資金供給，但至今中央也未明確提出要放松貨幣政策。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向《英才》記者分析，地方版振興計劃屬于“口惠而實不至”，“沒有重復2008的可能性。2008年首先是中央政府放松了貸款，投入了資金，而這一次只是給一個許可，沒有實際的支持。直到現在為止，貨幣還沒放松，只是放松了項目審批。雖然中央財政有一萬億元盈余，但還要考慮社保、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開支，因此這么大的投資計劃根本實現不了。”

　　“地方政府的投資計劃更多是一種計劃，有些分好幾年來完成，因此具體能否實施還有待觀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對《英才》記者表示，某種程度上，這是常規性的計劃，“地方政府平時也在招商引資，投資產業園，投資旅游產業等。只不過在經濟下行情況下，地方政府希望借此以振經濟，謀求更大的投資。”

　　主導與引導

　　中央的表述從年初以“調結構”為主，到如今將“穩增長”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顯現出對經濟下滑的憂慮。至于如何穩增長，地方政府顯然選擇了見效快、藥力猛的配方。遺憾的是，調結構的跡象尚未顯現。

　　那么，“調結構”與“穩增長”天然對立嗎？兩者能否有效結合？

　　邏輯上講，“穩增長”和“調結構”形成了制約，但二者并非絕對對立。盧鋒表示，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一旦出臺大規模刺激計劃，“調結構”顯然會受到影響。要實現“穩增長”，首先還是需要給企業減稅，政府掌控的資源過度，會對其它經濟主體造成擠壓。另外，對民營企業的政策要有持續性，不能朝令夕改。

　　“認為‘調結構’與‘穩增長’對立的觀點是錯誤的。”袁鋼明說，“調結構”是要減少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提高消費比重。而一些政府部門卻認為，“調結構”就是增加高新技術戰略產業的比重，而這些產業都是大央企、國企主導的，越是增加對這些產業的投入，結構越惡化。消費產業普遍是以民營企業為主，因此應該大力扶持民營經濟，同時要提高居民收入。

　　“政府部門還是應該少干預市場，應以引導為主，給企業減稅，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真正發揮企業特別是民營資本的作用，才會讓經濟有可持續發展的活力。”孫立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