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造就了令別國艷羨的社會財富和資本積累，比如3.2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匯儲備和高達52%的居民儲蓄率。
然而吊詭的是，中國的實體經濟卻因為得不到資本的輸血而頻現危機。得益于整體經濟總量的攀升，中國的銀行體系日益龐大，幾大國有商業銀行也連年占據全球銀行排名前列。讓人費解的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中小企業卻因為融資難繼續深陷困境。吳英案、溫州中小企業老板“跑路潮”、高利貸頻現等一系列民間借貸事件,叩問著中國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
中國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中國的銀行儲蓄世界第一，但中國的企業卻缺錢。從資金的供給者到資金的需求者之間，似乎有一道鴻溝將其隔斷。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巨量的資金都去了哪里？到底什么是扣在資本頭上的緊箍咒？中國的金融抑制背后真正的根源是什么？這些問題不僅急切，而且牽扯到當下金融改革的核心問題。
金融掣肘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日前透露，中國銀行業新資本監管標準已正式發布，而與之配套的新流動性風險監管標準也將擇期出臺。
據悉，有關各方已初步達成共識，即在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中可能會取消75%貸存比這一硬性規定，但是貸存比監管仍將作為銀監會對商業銀行日常考核的一項內容。
一時間，關于是否取消貸存比這一高懸在銀行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市場也有頗多爭論，而由此引發的中國金融抑制問題則更值得關注。
眾所周知，資本具有逐利性。資金流不到能夠創造利潤的地方，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必是有一些柵欄將其鉗制。在萬博兄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眼中，這些鉗制性的掣肘，實際上就是當下不科學的信貸監管指標，其中就包括貸存比指標，以及高達近20%的存款準備金率和央行額度管理窗口指導。
“中國的企業缺錢，從資金供給到需求者之間有一道鴻溝把兩者割裂了，上述三個指標便是扣在資本頭上的緊箍咒。金融抑制導致真正的金融資源不能發揮作用，因此解除金融抑制非常必要。”滕泰對《英才》記者說。
事實上，這些金融抑制對當下的宏觀調控也造成了干擾。由于貸存比必須維持在75%的紅線內，銀行貸款就必須以高額的存款為基礎。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告訴《英才》記者，這段時間以來，銀行的存款壓力比較大。由于貸存比的限制，意味著貸款的增長就比較慢，即便是降低了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利息，但資金數量有限。銀行存款拉進來的價格很高，使貸款的成本必然就高，即便下調貸款利率，銀行也沒有意愿以很低的利率貸出去。這使貨幣政策在擴張的時候形成了掣肘。這客觀上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形成了干擾，使政策不能發揮真正的作用。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此表示贊同。他對《英才》記者表示：“貸存比制約了銀行信貸的供給，并且不符合逆周期的調控意圖，深層次造成了整個金融系統運行的扭曲。由于很多監管是以季報和半年報為參考標準，這導致銀行季末猛抓存款以維持貸存比處于達標狀態。但這最終會損害銀行以及儲戶的利益。”
除貸存比外，過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央行信貸窗口指導，也對資金的流動產生了抑制效應。
滕泰表示，存款準備金率正常的范圍應該是8%—10%，而中國去年最高居然達到了21.5%，這意味著銀行每100塊錢的存款金里，就必須把21.5元存在央行。即使現在降到了20%，還是全世界最高的，這造成了巨大的儲蓄資本的閑置。
“我認為這是結構扭曲的現象。”曾剛坦言，“但從存款準備金率來講，確實是高的。去年整個市場缺資金，高利貸盛行。銀行系統有10幾萬億的存款浪費在央行的賬戶上，而另一方面企業卻因借不到錢餓死。”
為了對銀行體系進行信貸指導，央行在金融危機后重新抓緊了窗口信貸指導這一指標。一位銀行業人士對《英才》記者指出，央行的窗口指導，就是信貸的直接調控。2009—2010年，央行進行了強化，當時經濟形勢嚴峻，宏觀調控需要政府介入。到2011年甚至加強到分季度、分月份進行監管，以實現額度控制的要求。
“從趨勢上看，這種額度的管控是比較落后的手段，我認為這是特殊環境下向以前制度的回歸，其目的就是渡過當前經濟困境，但不應該長期存在。隨著內外部不確定性的消除、貸款壓力的減小，經濟困難過去后，這理應放棄。”這位銀行業人士表示。
誤導資金價格
資金的鉗制，也對中國資金的定價產生了誤導，高利貸頻現。《英才》記者從多位業內人士了解到，即便央行大力推行利率市場化，試圖實現差異化的定價機制，然而資金數量上的管控導致價格層面的改革大打折扣。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數量上的行政放松更加重要。
魯政委認為，利率市場化最現實的制約就是貸存比。“貸存比制約了利率市場化進程。比如說這次的存款利率空間上浮，本來是希望各家銀行根據自身業務優勢選擇不同存款利率的定價，結果幾乎所有的銀行都上浮到頂，因為銀行要吸納存款，才可以放貸款。如果繼續維持，還會導致銀行對存款利率非理性一浮到頂、高息攬存行為的普遍出現，這將給利率市場化后的銀行帶來額外風險。”
從獲取資金價格方面講，這些金融抑制導致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明顯過高。
“一方面中國是儲蓄資本最富裕的國家，而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又最缺錢。這些資本抑制導致流動性供應嚴重不足，民營企業資金獲取的利率都到了兩位數。”滕泰說。
而相比資金價格的非市場性，數量管控導致資金價格的誤導更加值得深思。曾剛向《英才》記者分析指出：“利率市場化雖然是對金融扭曲的改善，但最重要的是數量上的管控。利率市場化本質是價格由供求決定，誰出價高資金就給誰，價格引導著數量的變化。但如果直接把數量管死，那價格還有意義嗎？”
“原本希望價格越高，吸引的存款數量就更多，這是利率市場化的應有之義。但是去年決策層把貸款額度直接掐住了，出再低的利率也貸不出去，那利率市場化就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如果不把行政管控打碎，價格的放開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反而會出現誤導，這就會導致大量民間高利貸的產生。”曾剛說，“因此，相比價格的放松，更重要的是放開金融管控。數量上的扭曲不打開，數量捏死，價格就沒有任何意義。消除金融管控、行政管控，數量上的管控一定要放松，銀行準入限制的放松，這是最基礎的手段。”
滕泰也對此表示認可。“中國真正的金融抑制在于數量和額度的控制，并非價格的控制。當前中國居民儲蓄手段非常單一，只能存在商業銀行，雖然有一些理財產品、基金，但還是不夠。那么在強迫儲蓄的情況下，央行又管控存款準備金，再加上貸存比和窗口額度指導，在數量上使很大一部分儲蓄資源不能轉化為信貸。這些額度管控，使商業銀行受理信貸資源不能發揮作用，所以首先要將這些數量釋放出來，其次才有價格的放開。”
放松管控勢在必行
從貸存比的歷史使命以及科學性上分析，其所起的作用正在消散。上世紀90年代，地方政府對當地銀行造成巨大干擾，央行為了破除地方政府的倒逼放貸行為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通貨膨脹，國家將75%的貸存比寫進了《商業銀行法》。
“那個時候設定貸存比有其合理性。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存貸比起初并非作為一個流動性管理指標，而是信貸管理指標。央行試圖給商業銀行一定自主權，同時擺脫過分的信貸投放壓力。但時至今日，沒有必要再借助貸存比來監管流動性。”魯政委認為，貸存比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取消是大勢所趨。
滕泰則表示，中國的監管層對于金融體系過于謹慎。他指出，上世紀90年代中國銀行業面臨巨大的不良資產風險，中央政府通過剝離不良資產、注資、補充資本金、支持幾大銀行上市四個辦法幫助銀行渡過難關。之后在將近15年的時間內，保持存貸款的利率管制，其結果是讓銀行賺起了高額壟斷的利潤。為了防范金融風險，監管機構采取了過度謹慎的原則。一方面拼命地滿足國際準則——《巴塞爾協議》，同時又給自己的銀行加了好多緊箍咒，貸存比就是其中之一。
“從趨勢上看確實是有破除它的必要，因為當初制定的時候未必科學。”曾剛對《英才》記者說道，“銀行現在的負債和流出都是非常多元化的，存款和貸款只是其中一部分。有些國家的銀行存款占比非常少，因此用這個指標兼顧整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匹配的狀況肯定會出現偏差，因為存款只占其資產負債的一部分。有可能這塊指標是達標，但整體流動性可能不達標，有可能這塊不達標，而整體卻是達標的。因此用貸存比對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監測并不科學。”
資料顯示，全球除中國外基本上沒有國家利用貸存比進行銀行流動性監管。最新制定的《巴塞爾協議Ⅲ》，也完善了流動性的監管內容，其中包括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據業內人士分析，相比貸存比，這兩項指標更加科學合理。
“我國在1995年前后推出的貸存比指標，那時金融市場幾乎不存在，在那時似乎是合理的，但如今已顯得過于簡單。本次危機之后，巴塞爾委員會也開始對銀行業的流動性風險予以高度重視，并引入了兩個全新的流動性監管指標，其基本上是以全球最復雜的美國金融系統為藍本。在范圍上，應該可以涵蓋目前復雜程度尚不及美國的中國金融市場。既然中國明年就要實行新的《巴塞爾協議》了，那么，貸存比已經沒有必要存在。”魯政委說道，“從另一個層面講，如果不把它作為流動性指標而把它作為信貸控制的指標，而央行已經有自己的動態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那么，貸存比到底是隸屬于貨幣政策還是監管政策？顯然從監管層面講，貸存比已經完全失去其應有的作用。取消貸存比是當下最為迫切、最現實的問題。”
“解除中國金融抑制最關鍵的因素不是價格因素，而是數量上的因素。”滕泰認為，“應該在老百姓的儲蓄和企業的貸款之間架起一個橋梁，而不是制造一個鴻溝。首先是打破商業銀行的壟斷，開放民間借貸渠道，然后讓民間資本可以入股商業銀行，也可以進入信托、融資租賃、成立信貸公司等等，讓他們可以繞過商業銀行把資金和供求打開。同時中央將存款準備金率下降至市場化水平，把閑置的資源從央行的賬戶上釋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