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不再一路繁花似錦。

　　時至年中，回頭來看，對短期經濟的過分樂觀，使得決策層年初將“調結構”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而其前提是經濟能保持預定目標速度內的增長。如今的超預期下滑態勢則說明了，“調結構”并非一兩年之事，需要長時間的全盤謀劃與修煉。

　　從年初的“調結構”到現在的“穩增長”，半年不到，宏觀調控的表述即發生了轉變。政府在堅持房地產調控的情況下，鋼鐵、機場等基礎設施項目審批加快，“投資”似乎又成為“穩增長”的急先鋒。

　　從5月宏觀經濟數據來看，出口等有所好轉，但整體形勢仍不容樂觀。統計局公布的當月PMI指數為50.4%，雖在榮枯線以上，但比上月回落2.9個百分點，為近5個月來的最低點。而匯豐中國PMI指數為48.4%，略低于4月的49.3%，顯示出制造業運行連續第7個月放緩。

　　消費方面亦呈現降溫趨勢，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大幅低于預期，同比增速從4月的14.1%放慢至13.8%，創下2007年1月以來新低。

　　為止住下滑態勢，在5月宏觀數據發布之前，央行即宣布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三年半來首次動用降息手段。

　　盡管貨幣政策出現寬松跡象，但問題依舊：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否將中國經濟帶出低谷？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如何既實現“調結構”又保證“穩增長”，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

　　帶著上述問題，《英才》記者拜訪了7位經濟學界的專家學者，希望對當下的經濟態勢做出全面客觀的判斷與分析。

　　（以下按姓氏拼音排序）

　　陳東琪 向上微調貨幣政策

　　中國經濟的下行速度比預期要大，原因主要有兩個：內部市場需求乏力；外匯空間收縮造成的壓力著實太大。

　　今年應通過下調貸款利率和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來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推動經濟增長。到今年6月，中國CPI同比升幅預計將回落至2%-2.5%，下半年通脹率繼續保持下降趨勢。當CPI同比升幅低于3%時即應下調存、貸款利率。

　　央行近期的降息正合時宜，這一步走得很好,促使銀行適當向儲蓄者和貸款者讓利,也可迫使銀行業務創新以提高競爭力,還可以實現用經濟調節替代行政調控,刺激貸款需求,促進信貸均衡增長。

　　如果沒有貨幣政策放松,今年二、三季度的經濟增速可能降到7.5%以下?，F在貨幣政策進入減息周期，加上多次頻繁降低存準率、結構性減稅等措施的疊加累積效應，以及采取進一步偏松的政策措施操作，預計經濟會在二季度觸底,三、四季度回穩到8％左右。

　　就是說，決定今年經濟是“穩中求進”還是“持續滑坡”，關鍵看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操作。

　　今年6月以后的幾個月，貨幣政策還應當進一步向上微調，對經濟下行進行逆向調節，因為目前各主要經濟指標下行的慣性依然較大。從4月宏觀經濟數據看，“三駕馬車”中出口、投資、消費都在下降。預警指數、先行指標、發電量、信貸等都出現下降。去年三季度以來，GDP和CPI同步向下，這個趨勢延續的威脅性比較大。若是沒有政策的及時跟進，二者可能會互相帶動，形成加速下降。

　　雖然4月CPI仍有3.4%，但會很快迎來加速下降，5月CPI同比增長3%，低于市場預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面臨通貨緊縮的概率高于通貨膨脹。有關數據顯示，國內已出現生產型通縮，工業生產價格與生產資料價格已連續2個月和3個月負增長，當價格下降由生產端傳到需求端時，會引起CPI的快速回落；再加上國際大宗商品走低、國內需求減弱，由此，CPI也將迎來超預期的下降。

　　面對上述情形，建議后7個月適當加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微調力度。從趨勢看，前5個月的政策推出得還是慢了一些。后7個月政策應積極一些，措施推出要早一些。若是晚了，一旦經濟下滑幅度較大，為穩定就業，可能需要使用行政性刺激的手段，這會帶來其他的問題，就像2008年的調控。

　　就具體的政策而言，穩定增長首先要減稅，可以對消費和投資過程減稅，也可以對中小企業、科技行業、創新領域、產業升級、勞動收入、資本市場等減稅。與此同時，可以對資源、環境、煙酒等加稅。通過減稅可以誘導市場的資源向實體經濟，向消費領域滲透；另一方面，減稅也有利于對抗通脹，對抗負利率，讓消費者和投資者有能力去進行消費和投資。

　　其次，應加快貨幣政策放松節奏，量價齊動。對于總量，今年應將存準率從目前的20%降至18%左右，同時將M1和M2的增速從歷史低位調高到歷史平均水平；對于利率，配合CPI的下降速度，可以通過兩步實現非對稱減息，先降實際貸款利率，待到6月CPI下降到2%-2.5%時，再降實際存款利率。

　　此外，還要加大改革力度，用制度創新推動結構調整。

　　（陳東琪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賈康 兩難的權衡

　　從國內情況看，經濟增速目前還保持在年初預期目標區間內，但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8.1%，明顯低于去年四季度的8.9%。這引起市場對于“加速下滑”的擔憂，再度引發“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的爭論。另外，中小企業生產的經營困難加重，財政運行也出現收入增長乏力的新情況、新問題。

　　近期，中央明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時要求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三者的關系。現階段的宏觀經濟調控面臨較多的“兩難”和復雜權衡，如何在“穩增長”和轉變發展方式的基礎上，注重局勢的通盤把握與政策組合的合理選擇，確是當下的一個重大命題。

　　首先要明確的是經濟下滑的原因。今年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國際環境變化導致市場需求增長放緩，也有前期擴張投資刺激消費政策的退出，同時還有中國經濟進入新的轉型期以后潛在生產率下降的影響。

　　對于把握好“調結構”與“穩增長”的關系。我建議，針對當前形勢，今年下半年乃至今后一段時間，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要更加具有靈活性。在“穩增長”中，處理好與其他目標的通盤把握，審慎權衡。既要著力保持經濟穩定快速發展，又要穩定物價和著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處理短期問題時，銜接中長期推進戰略性調整。

　　可以重點把握幾個關鍵點。比如，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進一步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落實各地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以減輕小型、微型企業稅費負擔，對中小型微利企業進一步施行所得稅減半征收優惠政策。大力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改革，穩步擴大試點范圍，促進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和提振消費。

　　同時，還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特別要大力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有效促進發展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產業。再者就是將短期調控與化解深層矛盾、調結構的長期規劃相銜接，實質性推進配套改革。

　　對于房產調控，我認為，房地產調控不能完全放松，但可以對首套房采取“定向寬松”，盡量滿足住房剛需。

　　（賈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盧鋒 調結構要靠市場

　　從基本面來看，無論是供給還是需求，中國仍是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

　　但現在出現了經濟下滑的狀況。4月的數據顯示，貨幣增長比信貸增長要快一些?？赡苡腥藭苫螅泿藕艹渥?，為什么信貸會放緩？若僅根據短期一兩個月的數據來判斷，界定“流動性陷阱”，是不太全面的。

　　所謂“流動性陷阱”是指需求面疲軟到極端糟糕的地步，居民不愿意持有貨幣，不愿意消費、投資，經濟增長乏力，這種情況就叫做“流動性陷阱”。從這個標準定義來講，與中國并不相符。

　　當前整個宏觀經濟的放緩，是前期緊縮政策以及行政管制的結果。雖然面臨一定風險，但是當下的經濟形勢仍然沒有壞到十分糟糕的程度。

　　現在應該在宏觀層面做一些政策的微調，比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放松金融管制等。但是宏觀政策的變化到實體經濟的變動有一個相對的滯后性，現在實行的政策會逐步起作用。我認為應該做一些常規的貨幣政策的調整，在外部環境不再惡劣的前提下，這些政策會使經濟企穩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微調是一個短期問題，用什么工具來調整是個制度問題?，F在政府一個部門就能干預經濟，采取一些產業規劃來替代宏觀調控，這是不應該的。貨幣政策的調整是相對比較中性，對各個微觀主體相對比較普適，它能使經濟企穩回升。

　　所謂既“調結構”又“穩增長”，是一個誤區。調結構是一個長期問題，短期很難實現。結構是經濟內生的因素，政府可以調結構，但根本上是市場在調結構。我們應該減少行政干預，讓市場真正發揮作用，實現優勝劣汰。

　　中國的內需潛力非常巨大，我認為在外部形勢緩和的情況下，通過內部宏觀的調節，提振內需是有可能的。長期而言，要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差距，這是一個長期的改革過程。

　　有人擔憂政府一旦出臺干預政策，就會出現類似2008年過度調節的問題，而忽視了“調結構”的重要性。我建議，采取適當的貨幣政策的調整，同時要和“調結構”的改革措施結合起來。

　　（盧鋒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魯政委 刺激效應在衰減

　　本輪的經濟下行，前期的政策緊縮是最直接的原因。但要注意到，在次貸危機之后，中國的潛在增長速度也是下降的。

　　近期中央將“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是目前推出的投資、消費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我認為是方向性的錯誤。正確的政策是應該反思人民幣匯率高估的問題，通過人民幣貶值促出口保增長。

　　今年中國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8.1%，其中消費占6.2%，投資占2.7%，出口占-0.8%，如果除去出口的-0.8%，國內投資加消費的貢獻率高達8.9%。

　　令人詫異的是，中國經濟三駕馬車已嚴重失衡，一季度投資加消費早已實現高增長，甚至有過熱之嫌。為什么還要用政策刺激投資和消費？與之成為對照的是，導致一季度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的負增長?？裳胄袨槭裁催€要堅持人民幣升值，繼續打壓出口？

　　首先，刺激消費潛力有限。中國是儲蓄大國，儲蓄率高達76%。鑒于第一季度消費對經濟的拉動是6.2%，它對經濟的貢獻也已經到了76%，這個數值已經達到了中國20年來的最高水平。在此高水平上，再刺激消費，邊際效應是遞減的，空間也很小。

　　其次，刺激投資大家心有余悖。今年即使有刺激投資的政策，力度注定也不會很大。如果推出新一輪刺激政策，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是推遲了問題爆發的時間，還可能造成更大的銀行壞賬，導致金融危機和通貨膨脹。

　　最后，刺激出口事半功倍。我認為首先應該對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觀點進行反思。去年中國國際經常賬目的順差相對GDP比例已經在3%以內，低于美國財長蓋特納所說的4%，也就是說，中國國際收支已經平衡了。既然已經平衡，為什么還要升值？雖然目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近期沒升值，但其他貨幣對美元都在大幅貶值，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的幅度還是很大。

　　再者，今年以來中國傳統三大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日本從中國的進口增速比他們整體的進口增速低，這就說明中國今年一季度出口同比負增長，不是三大貿易伙伴外需不振，是我們自己出了問題，導致我們的出口被其他國家替代。

　　基于上述原因，說明現在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高估。所以，結合我國第一季度的消費和投資為8.9%，第一季度的內需是沒有問題的，再來刺激消費、投資是方向性的錯誤。如果要反省，就要反省人民幣有效匯率高估的問題。

　　（魯政委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彭文生 穩增長圍繞調結構

　　中國的平衡在于“穩增長”與“調結構”。當前經濟增長受到總需求疲弱和潛在增長率放緩的疊加影響。針對前者，需要逆周期的政策放松來應對，而針對后者，則需要加快結構調整來提高生產效率。

　　結構調整，短期內并不能使經濟增長走出低谷，但有利于長期增長；而大力度的刺激政策雖能快速拉動總需求，但容易引發通脹和資產泡沫等問題。

　　觀察近期的政策走向，夯實總需求的力度在加大，主要體現在發改委審批投資項目的進度加快，以及貨幣條件有所放松。和2008-2009年相比，政策更注重在短期穩增長和長期調結構之間的平衡。

　　估算今年政策放松的空間，與2008、2010年進行對比，初步的結論是今年政策放松對GDP的支持力度大約相當于2009年的1/5。

　　“穩增長”與“調結構”應該并行不悖。今年“穩增長”的政策放松在量上遠低于2009年，但是在結構調整方面力度明顯加大。重點應該降低民間資本準入限制，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利率市場化、資本市場改革。“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不意味著犧牲“調結構”，兩者要并肩前行，一些“穩增長”的政策應該有針對性地圍繞“調結構”出臺。

　　近期央行的降息表明，高層開始動用價格工具，加大貨幣政策放松力度以支持經濟穩定增長。本次降息是繼2008年9月后首次降息，也是去年7月加息后，央行首次運用價格工具調節貨幣政策。

　　今年以來，隨著央行兩次下調存準，銀行間利率呈現下行趨勢，流動性充裕，但是新增貸款總體較少，M2增速一直低于央行年初14%的預期目標。制約信貸增長的主要因素，已經不再是貨幣當局的數量調控，而是企業持續減弱的信貸需求以及銀行不斷上升的惜貸情緒。

　　4月宏觀數據顯示總需求增長快速下滑，尤其是投資增速下降較快，信貸需求明顯減弱。本次降息實質上是非對稱降息。之所以選擇非對稱降息，主要考慮是為了維持實際存款利率為正。6月CPI很可能會降到3%以下，但是市場對于全年CPI漲幅的預期均值仍在3%以上，實際存款利率仍然接近零。本次降息得益于通脹下行趨勢加大，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已經打開，年內仍有50個基點的降息空間。

　　6月CPI同比漲幅可能跌至2.5%以下，7月將更低。5月經濟活動數據顯示總需求和經濟增長動能仍然偏弱，但是大幅下降的態勢得到遏制，經濟或在低位企穩。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可能降至7.3%，加之外部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全年GDP增速和CPI漲幅面臨較大的下行風險。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滕泰 貨幣供給嚴重不足

　　從2010年10月開始連續六個季度的緊縮政策，是造成當前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通脹具有特殊性，食品的權重占到1/3強，但農產品暴漲暴跌的情況一直沒有改變，這會放大CPI的波動。所以需要進行調整，首先是進行農業改革，改變暴漲暴跌的情況；再就是建立核心CPI，剔除不合理的食品價格影響因素，參考核心CPI制定貨幣政策。現在用電量、工業增加值等全部低于預期，政府意識到當前經濟有一定的風險，在二季度提出，將“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短期來看，經濟止跌回升，最有效的是投資和貨幣政策，目前來看投資措施實施得比較快。而貨幣政策的放松，效果較慢，同時大量的貨幣放松，會導致輿論對于再通脹的擔憂。

　　所以，當前保證“穩增長”的措施中，投資在短期扮演了主要角色，中期貨幣政策會發力，長期要靠消費。

　　關于中國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的觀點是錯誤的。目前來看，經濟下滑與金融管制、貨幣抑制有極大關系，所以不是流動性充裕，而是貨幣供給嚴重不足。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能夠獲得的資金是遠遠不夠的，而且獲得資金的價格是偏高的。

　　中國現在雖然有80萬億元的M2（廣義貨幣）余額，但高達20%的存款準備金率，意味著有16萬億—20萬億元的錢凍結在央行，這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中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至少10萬億元的貨幣被吸納了。房地產這10年的發展也需要巨額貨幣。而真正在實體經濟中的貨幣僅有40萬億，這是遠遠不夠的。要給予實體經濟必要的貨幣，一旦給了必要的貨幣，就能夠恢復真實的增長。

　　中國的居民儲蓄是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外匯儲備也是世界第一。而中國的企業卻缺錢，這中間有道鴻溝把兩者割裂了。一方面金融壟斷掐斷了資金供給者和需求者的聯系；另一方面央行通過商業銀行進行宏觀調控，但過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凍結了一大部分資金。因此，降準有極大的空間，正常的存款準備金率應該在8%—10%之間。

　　所謂信貸需求不足是偽命題，20%的存款準備金率、央行額度管理窗口指導、銀監會存貸比三道緊箍咒緊縮資金。金融抑制導致真正的金融資源不能發揮作用，解除金融抑制非常必要。

　　現在“調結構”與“穩增長”是并行的。值得一提的是，調結構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真正的調結構是通過現實的經濟壓力實現的，不是通過政府的計劃實現的。成本上升、環保壓力等正在倒逼企業實現轉型。

　　（滕泰 經濟學家）

　　王建 投資導致更大的過剩

　　中國現在最根本的問題不是缺供給，而是需求不足。我認為現在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對調節經濟活動是沒有效果的，降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也沒有用，這些措施對經濟的刺激效果非常有限。

　　投資也是靠不住的，投資的本質屬性是供給。目前來看，審批通過的鋼鐵、基建等項目都是產能過剩的。甚至高科技產業的振興計劃也遭到很多指責，類似太陽能光伏、風電設備等都已經嚴重過剩了。沒有結構調整，投資只能導致更大的過剩，這就是我所擔心的。

　　財政政策中的結構性減稅，減輕的是中小企業的負擔，提高生產者的積極性。但現在供給已經過剩了，減稅有作用嗎？生產更多的產品能賣出去嗎？

　　總之，拿出幾百億刺激消費，包括降準、降息、擴大貸款規模實際上都是在刺激供給。企業生產更多的產品，但面對的卻是一個萎縮的市場，怎么能有擴大生產的動力？

　　所以，現在的刺激供給政策，都是飲鴆止渴，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能是緩一口氣，而加大未來的矛盾。

　　內需方面，現在解決消費的問題，只有靠長期的結構調整才能夠有希望，靠短期的刺激是沒有用的。2009—2010年的“家電下鄉”、汽車消費補貼政策，其本質是提前消費，透支未來。

　　2007年二季度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高峰，之后都沒有超過那個時期，中國經濟大的下行趨勢至今沒有改變?，F在即使增加投資，也不可能有4萬億元那么大規模。國際經濟形勢持續惡化，而中國的刺激力度沒有上次大，所以即便刺激也不可能改變中國經濟下行的大趨勢。

　　只有結構調整才能根本上解決過剩的矛盾。沒有結構調整，只有投資，只會拖延生產危機的爆發。“調結構”與“穩增長”的關鍵在于，短期的措施一定要和長期的改革銜接起來。如果沒有調結構的長期措施，刺激一下經濟就回暖，刺激政策一退出經濟就掉下來。2009年就是這樣，短期的項目加上去了，但是長期的調整，只是調整了些許個稅起征點，其相對于最終消費率的下降是微不足道的。

　　振興消費的根本措施是城市化，將低收入人口變成高收入人口，大幅度提升高收入人口的比重。其次是改變分配關系，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只有通過結構調整的內容，生產過剩才能消除。

　　下半年世界經濟依舊不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只能是比現在更差。下半年出現美歐經濟回升帶動中國出口增加的可能性是沒有的。

　　（王建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