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小企業為什么會陷入“生存危機”？不同的企業，答案會稍有不同，但被排在第一位的原因都是——融資難。

　　融資難并不需要過多的解釋，去年底以來的緊縮貨幣政策背景下，銀行顯然會最先將中小企業貸款排除在外。但是浙江大學圓正移動智能技術應用研究中心主任張為志提醒《英才》記者，“浙江民間尋找出路的游資超萬億。這是錢荒嗎？”

　　一面是民間資金泛濫，一面又是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矛盾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溫州目前一兩百家打火機企業，今年能夠比較正常生產的只有幾十家，完全正常生產的好像沒有。”溫州最大的打火機企業之一的東方輕工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中堅對《英才》記者說道。李中堅所說的完全正常生產，是指一個月開工天數能夠在20天以上。

　　華鴻控股集團董事長龔品忠也同樣告訴《英才》記者，“今年以來訂單很緊張，接的都是沒有錢賺的訂單。大家越沒有訂單，就越殺價，而成本又在上升。”

　　資金鏈是“急性病”，能讓企業馬上死亡，而諸如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則是“溫水煮青蛙”。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

　　從炒房到炒錢

　　“金融危機一下子把出口弄得不行了，加速了我們民營企業的老齡化。”浙江省浙商投資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蔡驊告訴《英才》記者，當前的浙江跟從前的美國、日本等國家一樣，到了一個制造業沒有利潤、資本卻開始涌動的時代。

　　“眼下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內需市場沒有起來，使得實體原本的功能發生了轉變。”張為志對《英才》記者說道，“原來實體是為了制造產品、創造財富，但現在，這個實體變成了融資工具。”

　　也就是說，工廠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資金維系生產，但另一方面卻又挪出大量資金加入到了游資的行列。于是形成奇怪的景象：那些喊著融資難的人，恰恰又是游資的所有者。

　　如果規規矩矩做實業，在銀根緊縮的背景下，能貸到款又怎樣？

　　“一些外貿的單子，現在都不敢接了。從前只要接到進口商開出的信用證，就可以從銀行貸款然后開始生產。但是現在要么貸不到款，即使貸得了款，8厘的月息（年化9.8%），也不敢貸。一個產品做出來，一年也沒有那么多的利潤。”李中堅頗為懷念早已遠去的月息四五厘的日子。

　　溫州當地一位民企老板胡先生告訴《英才》記者，現在靠傳統那些生意已經賺不到錢了，很多工廠之所以虧損還繼續經營，完全只是為了可以通過工廠從銀行貸款，然后將貸款用到其它地方去。

　　據《英才》記者了解，一間勞動密集型的工廠，一年如果能夠做出1-2億的營業額，盡管生意本身可能賺不了多少錢，但可以以此從銀行貸到5000萬左右的貸款，而這5000萬的貸款在某種程度上卻成為了民間游資。

　　胡先生當前經營著一家貿易公司，但他向《英才》記者坦言，他根本看不上貿易那點微薄的利潤，“我做貿易只是為了貿易融資。”

　　以進口為例，在產品進口過來之前，胡先生先聯系好國內的下家，并從下家那里提前收取貨款。此時胡先生不需要立即將貨款打給國外的出口商，而是通過銀行給出口商開一張6個月的信用證便可。信用證利率很低，更重要的是合法。在信用證到期之前的6個月，胡先生便可以將貨款用作它途，比如放高利貸。

　　李中堅有些憤憤然地對《英才》記者說道，“以前大家都炒房，現在大家開始炒錢（放高利貸）了。銀根越緊，錢越好炒。這也加劇做實業與做投機之間的兩極分化。”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宗和告訴《英才》記者，中小企業貸款陷入了某種“惡性循環”，先是中小企業生存壓力大，壓力大則迫使某些企業做投機，做投機毫無疑問又加大了企業的風險，銀行就更不愿意貸款給中小企業，而當銀行不貸款時，中小企業的生存壓力更加惡化……

　　資本家浙江造

　　在經歷過發展高峰之后，蔡驊認為，浙江不可能再有那么多企業了，浙商將從制造時代走向資本時代。

　　民營企業做大規模易，要再往前邁一步就很難。當中國的企業試圖要發展自己的品牌時，發現自己前面已經站滿了世界名牌，若要向它們挑戰，可能是死路一條。

　　“你現在想把打火機做成一個品牌，難度十分高。外資品牌已經有上百年歷史了，后來者很難追趕上。即便能夠把打火機的質量做得和對方一樣，但是文化做不進去，而且專利也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李中堅告訴《英才》記者，他們也正在打火機產業之外，開發一個新的具有科技含量的產品。

　　前文中的胡先生在放過高利貸之后，也從去年開始進入了一個與新能源相關的產業。他很看好現在從事的這個產業，并且相信這才是他的財富在未來快速增長的機會。

　　另一方面，泛濫的游資也出現了規范化、追求長期收益的趨勢。

　　當《英才》記者來到溫州金融港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偉健的辦公室時，他正在與幾位投資人協商一個項目的投資合同條款。這幾位投資人都是當地或外地的私營企業老板，他們手里握著的資金代表了一股迥異于炒房、炒錢的民間資金流。

　　黃偉健組建了一個叫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的平臺，該平臺登記了每一位會員有意愿投資的項目類別，以及大致的投資規模。當有項目時，該平臺會向會員通知信息，并由會員自己決定是否投資。

　　對于自己看好的項目，黃偉健會自己先投。從去年下半年成立至今，黃偉健自己參與投資的項目達到了20個，總投資額近10億元。“金融業、休閑娛樂業、文化產業與海洋產業是未來溫州發展的四大主線，我們就圍繞這四大主線去發掘項目、包裝項目、整合項目。”

　　黃偉健還特別向《英才》記者強調，他現在玩資本與以前玩資本有所不同：以前玩資本，看到好的項目，弟兄幾個直接把錢打到他的卡里，收購完后，自己還參與到項目的管理中；而現在，通過機構化、規范化、透明化和三方監管，黃偉健開始和弟兄之外的人合作投資，并且由專業人員去管理所投資的項目。

　　“溫州未來在投資方面會像做鞋一樣（需要買鞋的人會到溫州來，需要賣鞋的人也會來溫州），今后有資本的人會到溫州來找項目，有項目的人也會到溫州來找錢。”黃偉健說。

　　張為志認為，雖然現在看起來很亂，一邊游資泛濫，一邊企業融資難，但社會還是會向前發展，當智慧勞動成為資本之外經濟的第二大主導者時，它會對經濟有一個自動修復的功能。

　　高利貸生態鏈

　　它們有時是惡魔，有時卻又是白衣天使。

　　文|本刊記者 鄭景昕

　　銀行存貸比半年考，6月底一條由銀行、企業、民間信貸構成的資金鏈條陷入瘋狂。

　　央行從去年10月開始加息，11月開始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截至目前，央行共上調利率5次，共1.25個百分點，存款準備金率則上調了9次，共4.5個百分點。每一次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均意味著幾千億銀行可貸資金的凍結。

　　半年多來的緊縮政策，影響日漸明顯。值此銀行半年大考，銀行高價“買存款”、銀行理財產品利率飆升、民間信貸月利高達6-8分等聳人新聞見諸報端，中小企業破產與生存危機亦備受各界關注。

　　在浙江溫州、義烏，《英才》記者走訪了當地銀行、企業、高利貸放款人，試圖理清當下浙江民間高利貸“瘋狂”背后的鏈條，并深入挖掘其經濟根源。

　　銀行的“威逼利誘”

　　面臨存貸比大考，越過或尚未越過存貸比紅線，攬儲成為了銀行必須執行的任務。

　　走在溫州街頭，一家家銀行大門上面的滾動字幕，打著各種銀行理財產品的名稱和利率：5天、10天，年化利率4%、5%云云。

　　除了“上得了臺面”的理財產品，某些上不了臺面的“買存款”亦在理財經理與客戶之間私下流行。“100萬，存3天，就可以拿到8000元。”一位某國有商業銀行溫州某支行的人士告訴《英才》記者，“不少存款還來自上海等地，不過，月末一過，這些存款又全部從溫州流出。”

　　在整場銀行與監管部門的博弈中，看似“花血本”攬儲的銀行實際上并非最弱勢者。本來處于銀行與監管部門博弈之外的貸款客戶卻成為了真正的弱勢群體，他們被迫加入到了銀行“對抗”監管部門的戰斗中。

　　銀根緊縮的背景下，銀行的“威逼利誘”，企業無法抗拒。就在《英才》記者采訪溫州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老總徐先生時，他接到了一個銀行提醒他拉存款的電話。

　　“月末拉一下存款，這些都是虛的。”徐先生有些憤慨，“月底將錢存入，月初就取走，有意思嗎？”話雖如此，徐先生也只能照做。徐先生手頭正好有資金，從其他銀行調來即可，但是如果企業手里沒有資金，如何拉得了存款？

　　這就給溫州當地的民間信貸機構提供了一項業務——為企業做月末存款。《英才》記者在溫州街頭買了一份當地的《溫州商報》，翻到一個叫“分類信息”的版面上時，諸如“專業月末存款”、“月末存款理財”、“定期存單月末存款”等廣告居然占據了版面左上角的醒目位置。

　　據當地知情人士告訴《英才》記者，這些民間的月末理財產品大多是當地的擔保公司在做，說白了，就是給企業拉存款的。當然，擔保公司給企業拉存款也不是免費的，實際上，這正是月末如火如荼高利貸的一項重要業務。

　　錢從哪里來

　　按照國家標準，利率超過基準利率4倍以上的即為高利貸，當前的基準利率在6厘左右，4倍為2分4厘，而當前溫州當地的民間信貸的利率基本上都在3分以上，短期如10天以內的利率或達6-8分。

　　在眾多發放高利貸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企業也以放高利貸為生）中，擔保公司是比較典型的一種。與沒有任何合法牌照的地下錢莊不同，擔保公司有一張為企業貸款擔保的合法牌照。不過，擔保業務對溫州絕大多數擔保公司來說只是一個合法的“外衣”，他們都在暗地放高利貸給中小企業。

　　擔保公司的資金從何而來？據《英才》記者調查了解，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最廣泛的一種資金來源是吸儲，許多溫州的老百姓都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把錢存入到了擔保公司里。在負利率的情況下，雖然不是沒有風險，擔保公司1分5、2分的月利還是非常誘人。

　　在擔保公司的吸儲過程中，都是以個人之間借貸的名義，因為盡管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但個人之間的借貸還是受到《民法通則》保護的。

　　擔保公司的第二種資金來源方式則是從銀行貸款。這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這也恰恰讓擔保公司那塊合法的牌照發揮了“價值”。

　　“不能說擔保公司的絕大部分資金都是從銀行里來的，但銀行貸款確實是擔保公司的資金來源渠道之一。”當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英才》記者。

　　擔保公司有一個利用杠桿的好處，比如擔保公司在銀行存入1000萬，按照國家規定最大可以放大到10倍，也就是1個億。然后擔保公司再找幾家企業去把這1億套出來，作為放高利貸的資金。

　　在這種方式中，擔保公司和企業實現了雙贏。企業通過擔保公司獲得了一定的貸款，擔保公司則把剩下的貸款拿去放高利貸。銀行貸款利率至多1分，高利貸則在6分以上，有5分的利差，實可謂暴利。據了解，這種方式多少需要鉆法律的空子，甚至通過銀行內外勾結才能完美實現。

　　擔保公司的第三種融資方式不是很普遍，卻是風險最大的一種。這種方式與第一種有些類似，只不過這里把老百姓的錢換成了老百姓的房產證。擔保公司（通常以個人名義）支付給房產證所有人每月1-1.5分的利息，擔保公司（一般需要與銀行有特殊關系）再將房產證抵押給銀行套出貸款，然后拿去放貸。

　　“這種做法如果出事一定會出大事，而且會釀成社會問題。”以上知情人士告訴《英才》記者。

　　錢到哪里去

　　做啥生意才能承擔得起4-6分（年化48%-72%）甚至更高的月利？

　　賭博？販賣毒品？反正不會是通過做實業，但這些錢又的確是主要放給中小企業的，這些企業瘋了嗎？實際情況是，借入高利貸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企業被迫卻又是“理性”的選擇，企業借入高利貸往往不是為了謀取更高的利潤，而是為了茍延殘喘或臨時資金周轉。

　　周德文告訴《英才》記者，“有些企業如果不借這個錢，會馬上死掉，借了以后能夠熬一段時間，可以等待政策變化，利率高一點，短期損失沒有關系。”

　　這種情況在2008年發生過，也是由于銀根緊縮，企業出現了倒閉潮，當時企業也是什么高利都借，但到了下半年，政策一放松，企業就全部復活了。龔品忠甚至頗肯定地告訴《英才》記者，“政策到年底一定會放松。”言下之意，如果屆時還不放松，大部分企業可能活不到明年。

　　第二種借款人是中小房地產商。“我的辦公室現在就跟醫生看病似的，各地的中小房地產商都來溫州找錢。”周德文告訴《英才》記者，如今銀行對房地產商的信貸已經關閘，因此，資本實力較弱的中小房地產商的日子艱難。“如果找不到資金，造一半的大樓就只能停工，違約金要賠死的。賠款都是以每天千分之幾算的，這個比高利貸不知要高多少。”

　　以上兩類借款企業有似“死馬當活馬醫”的味道，這部分企業往往想借高利貸還借不到。但有一種高利貸的借款人則更為普遍，風險也要更小一些，那就是企業還貸間隙的資金周轉。

　　據《英才》記者了解，溫州當地的中小企業貸款一般都是半年和一年期的貸款。但是企業的用款周期一般都超過一年。

　　“銀行貸款期限太短，慢慢促使民間資金周轉比較繁忙。”溫州市金茂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戴衛東告訴《英才》記者，以房地產投資為例，從拿地到銷售，最短的周期也要18個月，加上拿地之前的醞釀等時間，周期應該在2-3年左右。

　　企業實際用款期限大幅超過銀行貸款期限的情況導致的結果是，企業必須在貸款到期時，先把貸款還上，然后再從銀行重新申請貸款，這個“還轉貸”的時間一般在一周以內，“幾千萬，哪里弄？都是民間高利貸拿來湊起來的。”徐先生說道。

　　雖然這個“還轉貸”過程所借入的高利貸利率一般在6-8分，但由于只是一個轉貸過程中的短期拆借（一年至多也只有兩次，一次5-10天），實際利息負擔并沒有初看起來的那么高。

　　據徐先生介紹，溫州企業每年的“還轉貸”一般都交給了高利貸機構來做。這些機構實際上承當了“另類”的金融服務，包括給中小企業月末拉存款、每年的還轉貸等。

　　擔保公司變身高利貸機構？

　　溫州有200多家擔保公司，但由于高利貸的問題，擔保公司的口碑并不是很好。《英才》記者調查后發現，如果擔保公司完全按照國家的規定來辦理業務，實際上也就無利可圖了。

　　已經營擔保業務4年的溫州市金茂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從成立至今利潤都是負的。從這個意義上，擔保公司還靠政府財政補貼活著，比如去年溫州市財政給擔保公司共補貼了300萬元。

　　在戴衛東看來，擔保公司之所以經營得如此慘淡，根源在于銀行的不支持。溫州擔保業1999年開始，其本意是為了便利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做中小企業與銀行之間的橋梁。但在實際經營過程中，擔保公司的地位卻非常尷尬。

　　當銀根緊縮時，企業貸不到款，來找擔保公司，此時銀行手上的貸款額度都沒有了，也剩不下什么給擔保公司；而當銀根放松時，銀行就又都自己把好的業務做了，擔保公司又嘗不到甜頭。

　　戴衛東向《英才》記者坦言，雖然自己的產品很好，經營四年來都沒有出現過一筆逾期貸款，但是跟銀行合作起來還是很難，說到底還是規模太小，一般一筆貸款只有50萬—300萬。

　　“我也想做大。但是銀行沒有糧食給我吃。我一直期待，有一天銀行會來找我，然后我向他們證明我推薦的產品是好的。”

　　擔保公司的產品不受銀行眷顧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抵押品不占優勢。以金茂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為例，其產品是機械設備按揭擔保，與房產抵押比較起來，機械設備的流動性要差很多。貸款額度緊張時，銀行房地產抵押都做不過來，對機械設備的抵押貸款自然就不會感興趣了。

　　因此，擔保業務實際上只是一塊雞肋，但精明的溫州人不會放過任何一塊合法的牌照。既然擔保業務不賺錢，而地下錢莊又沒有任何合法性，在擔保公司牌照掩護下做民間信貸便成為了當下溫州大部分擔保公司的出路。擔保公司向高利貸機構嬗變，某種意義上也算是“物盡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