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上半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可以用一個“亂”字來形容。

　　亂并不代表秩序的混亂，而是指由于面臨太多的外部因素干擾，使得經濟不確定性大大增加，以至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一度陷入頭緒混亂和無所適從的狀態。從早先預防通脹而求緊的爭論，到房地產新政的出臺，再到最近的二次匯改，為治“亂”而出臺的種種政策無一例外地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但從側面觀察，這些政策也讓人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隱憂。

　　無論是內部結構的調整還是外部環境的改變，留給人們最大的爭論是如何保證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調結構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調和怎么調？

中國目前的現狀是過度依賴于出口和居民消費比例較低，從而導致經濟的增長動力受到質疑。于是就衍生出兩種主張：一是人民幣升值，二是居民工資調整。

　　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調整外部價格杠桿，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和資源的再分配。最近的二次匯改似乎也正是對此種主張的遙相呼應。究竟是利好還是利空暫且不論，但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并且伴隨著痛苦指數的上升。現階段我國的容忍度畢竟有限，就業問題、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外部環境四者之間均衡需要很好把握，不可顧此失彼。

　　過度依賴人民幣升值使中國經濟轉型，從目前來看并不是一條最優路徑。反而這一思路引發的進一步思考是：我們的政策結構是否也需要調整呢？

而居民工資調整的出發點則是提升“三駕馬車”中消費作用。但是居民工資調整的方法尚需考究。

　　目前，許多地方采取的做法是促使企業提升工資水平，如提升最低工資水平等措施。相比之下，中國的實際情況是，許多企業生產的產品并不具有真正的競爭力，附加值較低，這也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原因。可調整是需要成本的，單純的讓企業尤其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民營企業去承擔成本，或許有失公允。

　　民營企業一方面面對的是國內壟斷企業的“盤剝”，一方面還要面對政府較高的稅收政策。在此基礎上，他們也要承擔中國轉型的壓力，這對于普通的中小企業來說是很難做到的。理性的思考是，企業自然是需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目前經濟環境尚不穩定，在利潤不變甚至下降的情況下，逼迫其被動地提升勞動成本，帶來的結果很可能是兩敗俱傷，即企業的倒閉與競爭力的下降，同時伴隨失業的增加。

　　因此筆者認為，在調整居民工資的進程中，減稅無疑是當前的一個好的選擇。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無非是通過政府進行資源的重新配置。減稅帶來的效果更多地傾向于依靠居民自身調節資源供需，為結構調整奠定基礎。

　　企業只有在獲得更多的利潤之后，才有意愿、有能力提高居民工資水平，同時面對外部經濟的失衡與國際壓力，在減稅及其帶來的工資水平提高的效果之下，也有助于減少摩擦。

　　“4萬億”投資所產生的后遺癥也讓我們看到，政府應從投資主導地位淡出，而減稅有利于政府部門的轉型。減稅政策也將具有較大的示范效應與長期效應，因此，政府讓利乃是目前結構調整的一個開始。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