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不愿與人爭論”的白重恩卻在是否應該提高工資水平的問題上跟政府較上了勁，他覺得目前提高工資水平并不妥當。這把他帶到了爭論的漩渦。白重恩當然要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他有證據，“但我不是為了辯論而辯論。”
　　除了擁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頭銜，白重恩還是加州大學數學博士。數學的邏輯思維，或許造就了他的內省，總是從自身的角度找問題的原因。
　　不愿與人爭論，所以嚴謹的思考、說話；但又要探討事情的真相，就不得不面對諸多異議。或許這對白重恩有一點困難，但白重恩依然這樣做著，否則也就失去了回國的意義。
　　國內的發展大勢觸動著白重恩的每一絲神經，作為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白重恩時刻準備著釋放自己的力量。迎來的第一個機會是應發改委委托對中國服務業的研究。站在全球的視角，白重恩首先關注的是中國的服務業為什么發展緩慢。他發現，服務業需要政府的監管，但是對于政府的干預卻又極度敏感。
　　因此，白重恩發現，中國服務業落后的根源，就是政府在該起作用的地方沒有做好，而在不該起作用的地方干預過多。制度缺陷對服務業的影響其實很多人都說過，但是用數據支持這個結論，白重恩在國內國際都是第一人。為此，他的這篇論文獲得了世界經濟協會主辦的蒲山經濟學論文獎。更有意義的是，這個研究成果成為了國務院發布的7號文件《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的主要依據。


危機使我們更困難
長期來看國內經濟危機就是經濟結構以及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
　　《英才》：這次金融危機已經席卷了全球，你怎么看它對中國的影響？
　　白重恩：這次金融危機是國際危機，但我認為，中國國內經濟危機的根源早就存在，美國金融危機只是雪上加霜，在短期使我們面臨的困難更嚴重。
　　長期來看國內經濟危機就是經濟結構以及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高儲蓄率，個人消費不足，出口導向。而且這三方面是相互聯系的——高儲蓄率導致個人消費不足，我們自己不消費就只能依靠出口；另一方面中國把自己的錢借給外國，然后他們用借中國的錢買中國生產的東西，我們也就依靠這樣的模式發展經濟。
　　這些問題又和我們的貨幣、外匯政策攪到一起，使得我們的境地更為困難。比如說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長期以來很不靈活，這也使得貨幣政策長期缺乏獨立性：要保證人民幣的升值速度不要太快，利率就不能太高，同時外界對人民幣升值有很強的預期，曾經大量熱錢的涌入就是這個原因。
　　《英才》：這也造成了經濟泡沫？
　　白重恩：熱錢的涌入造成國內流動性比較大，最終體現在股市、房地產市場就有很大的泡沫。而這樣的泡沫總有一天是要破滅的。實際上幾乎在次貸危機的同時，我們的股市就開始了調整，中國的樓市泡沫也無法持續。
　　股市下跌股民的資產就少了，消費信心就會下降。從實體經濟來說，房價在下降的過程中，消費者是不會買的。開發商也會減少建房，這就影響到就業、原材料生產和銷售，經濟必然出現滑坡。
　　除此以外，我們的一些政策有些操之過急。比如說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在企業已經面臨經濟增長放緩、出口減少以及原材料成本上漲的困難時，使得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中小企業生存更為困難。
　　《英才》：除了我們自己的問題，金融危機對我們困難的加劇表現在哪些方面？
　　白重恩：外資的減少是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另一個影響，但是大家說得很少。表面上我們有很多錢，外資對我們的影響不大，而且從總量上我們不需要這些外資。但是對中小企業來講，他們非常需要，因為它還是一個融資渠道。我們國內金融體系不完善，銀行給中小企業提供的資金很少，所以有一些中小企業就要找其他的融資渠道。外資比較靈活、處理風險的能力比較強，在這個方面就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開辟另一個戰場
能不能創造一些新的供給，這些供給有潛在需求，只是由于種種原因，市場沒有發育起來。
　　《英才》：我們看到政府又提高了出口退稅。對于救市，政府擴內需、增加投資、促進出口的措施能解決問題嗎？
　　白重恩：在這方面我有一點和大家不太一樣的看法。我們現在強調的是促內需，增加個人消費。個人消費拉不上去，就靠國家大量投資，然后就是提高出口退稅，試圖把出口也保住。這個短期來說是對的，是看問題的最直接的角度。
　　我們現在都想的是三駕馬車跑起來，要多搞房子、車子，但是還有很多需求是沒有被滿足的。我認為這方面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開辟另一個戰場，考慮能不能創造一些新的供給——這些供給以前是有潛在需求的，只是由于種種原因，市場沒有發育起來。
　　《英才》：哪些需求和供給是這樣的情況？
　　白重恩：我舉兩個例子，信息通訊產業和數字電視。
　　信息通訊產業在準入上有很多門檻，因此導致供給渠道有限。但是消費者有需求，也有企業愿意供給。可是由于制度上的障礙，對一些大企業、對既得利益的保護，使得它們不能發展起來。
　　再有一個例子，衛星和有線數字電視對農村包括很多小城市的覆蓋率有限，但是地面傳輸式的數字電視能夠覆蓋的群體更大，看電視也更清楚，而且可以互動，起到一定的互聯網的作用。現在這個市場的需求很大，但是中國現在沒有做。清華大學、上海交大、廣電總局研究院都有這個技術，很多國家想進口我們的技術，但是由于我們自己沒有用他們就放棄了。沒有為它們提供一個制度環境使它在本土蓬勃發展起來，怎么開拓國際市場？
　　《英才》：除了制度上的問題，增加供給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考慮呢？
　　白重恩：從供給的角度講，還要想辦法降低成本，不僅讓消費者更有錢，還要生產出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更便宜的產品。這兩個達到的效果似乎一樣，但是思路不同，我認為這方面要多加考慮。
　　現在大家都不怎么提降低成本，其實這個很重要。比如說勞動力市場，我有自己的想法——現在的政策，勞動合同法和最低工資標準，既沒有照顧到社會公平，又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其實是搞得兩頭都丟。
　　因為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原因不是工資水平太低。我們調查發現，從1995年到2004年勞動收入占GDP 的比重降了10.7個百分點，其中一半左右的變化是因為政府的統計口徑發生改變造成的。3個百分點是農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變少造成的，還有一部分是因為下崗職工再就業導致的收入構成變化造成。最后的2個百分點有相當一部分是壟斷造成的。所以我們采取的措施沒有治到問題所在。
　　我們的研究還有一個結論，就是工資水平上升了，勞動收入的比例不會上升，但是就業會減少。
　　

美國經濟會最先反彈
不能因為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了全球的經濟危機就把它說的一無是處。
　　《英才》：美聯儲出資購買美國國債，這樣的政策是否有加速通脹到來的可能？
　　白重恩：當然有了。不過這個表現有一定的滯后，所以制定政策的時候一定要有長遠的眼光。
　　美國的問題要通過經濟外交來解決，像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權貨幣，也算是一個回應。當美國大量的印鈔，貨幣供應大量增加的時候，全世界可能就不再買美國的賬，大家就要找出路。即使短期內不能出現一個新的出路，也要做出這樣一個信號。像這次G20峰會，雖然無法馬上達成某個一致的成果，但是要朝著這方面做努力，應該把這事情提到議事日程上。
　　《英才》：全球不景氣，美元會否升值？
　　白重恩：短期有可能，歐洲、日本的經濟比美國更不好。而美國有自己制度上的優越性，經濟很靈活。不能因為它的次貸危機引起了全球的經濟危機就把它說的一無是處，大家還是認為，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經濟會最先反彈。
　　《英才》：如果美元貶值對中國會有怎樣的影響？
　　白重恩：中國不希望美元增發引起通貨膨脹、不希望美元貶值，因為我們的外匯儲備都是美元。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美國經濟盡快的恢復增長，因為這影響到我們的外需。
　　《英才》：中國的銀行業你怎么看？
　　白重恩：中國銀行業現在比較健康。但不能因為我們經濟有困難，期望有太多的投資，就給銀行壓力，使他們放松對投資的審核，或者因為政府壓力去做他們不想做的投資。我認為這樣對銀行業的長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說政府政策需要增加投資，那就政府直接撥款，或者通過發債券等方式。政府的行為不能強加于商業銀行，我們應該堅持銀行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