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時過5分，剛剛結束上午的學術報告，劉偉便驅車趕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辦公樓與《英才》記者會面。

12時58分，匆匆結束訪談，劉偉又趕往報告廳做有關“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演講。

接受《英才》記者采訪中途，劉偉接到一個午飯邀請，但他示意對方不要等他。

采訪結束，記者并不知道劉偉是否還有時間吃午飯。

像這個普通的中午一樣，在這改革開放的30年中，北大經濟學院院長劉偉始終忙碌在經濟學領域。

然而30年前，在北大荒務農的劉偉卻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學還有經濟學專業，以致收到北大經濟學系錄取通知書的時候，他頗為意外，甚至擔憂自己的前途。

20年前，劉偉對于產權制度變革的研究開風氣之先，作為全國的第一批學者向國人介紹西方經濟學，介紹國人尚不熟悉的西方產權理論。

10年前，劉偉因對中國產業結構研究而獲“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在學術界的地位也迅速崛起，被香港媒體譽為“京城四少”之一。

特殊稟賦

“‘文革’對一個民族肯定是災難，但是它賦予了我們這代人特殊的經歷，也鍛造了這代人特殊的性格和稟賦。”

接到北大經濟學系的錄取通知書著實讓劉偉驚了一下。只知道熱門學科數理化、文史哲的劉偉，對于當時冷僻的經濟學甚至不曾聽聞。其實，由于在北大荒務農沒有受過系統的中學教育，數理基礎相對薄弱，劉偉填報志愿就沒有考慮選擇理工科。至于文科，劉偉選擇的是圖書館學，理由很簡單：就是想有一個安靜的環境可以讀書。

事已至此，劉偉只能用這樣的理由說服自己：“文革”結束了，也開始撥亂反正了，國家可能是真的要恢復到搞經濟工作了，“或許學經濟應該是一個比較有希望的專業。”

很快劉偉發現，隨著中國經濟的復蘇，幸運也隨之降臨在他們這一代經濟學研究者的頭上——變革中的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是中國以前任何時代的經濟學研究學者都沒有遇到過的課題，也是國外所有同時代的經濟學研究者不可企求的。

更讓劉偉覺得幸運的是：整個時代充滿了少有的對經濟理論研究的鼓勵和寬容，“造成了對經濟理論研究犯錯誤、得出錯誤的意見以致爭議的寬容性”。

經歷了“文革”的劉偉，其研究被深深地印上了時代的烙印。“‘文革’對一個民族肯定是災難，但是它賦予了我們這代人特殊的經歷，也鍛造了這代人特殊的性格和稟賦。”批判性以及對社會的責任感、關注度或許就是劉偉所說的特殊稟賦。

研究禁地

改革之初，體制性命題是敏感的，其中的核心——產權問題更是一個禁地。

中國體制改革是劉偉持續關注的領域。“單純研究體制變化本身有意義，但這個意義太單薄”。

劉偉研究體制變化沒有停留在變化本身，他試圖發現體制變化的特殊性以及變化的意義，把體制性命題分析的落腳點放在發展進程的需要。

改革之初，體制性命題是敏感的，其中的核心——產權問題更是一個禁地。劉偉的產權研究始于1986年。在國內還不太了解西方產權理論的時候，劉偉的第一篇論文在1988年發表在《管理世界》，系統介紹了20世紀西方產權理論的演變。

介紹理論顯然不是劉偉的目的，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尋找依據與出路才是劉偉理論體系的終極目標。

第二年，《當代西方產權理論與企業行為》發表在《經濟研究》第一期，劉偉用西方產權的觀點和方法分析了中國當時企業制度改革。這是劉偉的第一次嘗試，也幾乎是當時全國最早的西方產權理論應用范本。劉偉試圖在解答一個問題：什么樣的企業產權制度可以支撐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

劉偉發現：一直以來，市場資源的配置都是和私有制、資本主義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如何把市場資源配置和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結構結合在一起，這顯然需要不同的企業制度。用什么樣的企業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企業制度又不同于過去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然后它還要適應市場機制的要求，這是劉偉一直以來研究的核心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個難題”。

然而考驗劉偉的還不止于此。在大家還熱情的批判私有化、西方自由主義的時候，劉偉研究并介紹的西方產權制度，顯然有些“不合時宜”，當時的爭議、分歧可想而知。

對于國有壟斷的體制，劉偉在上世紀80年代就斷定它肯定適應不了市場經濟，并且寫了很多文章說明為什么國有制占壟斷地位不可行，國有制產權的特殊性為什么和市場不能兼容。“當時爭議分歧很大，但后來黨和中央都接受了這種觀點，國有制也已經進行了有進有退的戰略結構調整。”

角色轉變

“我現在對自己最滿意的是現在的狀態——一種研究和學習的過程與狀態，而不是哪一個成果。”

自認為比較疏懶的劉偉，內在性格不太喜歡有大的變化。“所以才在北大從學士一直做到院長。”作為一個學者，劉偉自稱需要不停思考。但是，他對經濟學問題的思考，也經常被一些經濟學之外的事情“打擾”。

2002年，劉偉出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開始忙碌在官、學兩種身份之間。

在中國，有一個很特殊的傳統：學術領導既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又要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雖然，最優秀的行政領導不一定是最優秀的學術研究者，最優秀的學術研究者也不一定是最優秀的行政領導，但是“這兩者之間要有一定的平衡”。劉偉現在做的就是要找到這個最佳的平衡點。

 　　“教學、科研、外事和內部管理……全世界經濟學院的院長都在做的就是我每天要做的工作，教學和科研是永恒的。”

擔任院長期間，劉偉把學院最基本的教學科研、學科建設、隊伍建設工作看作自己最該完成的工作。“我不太喜歡炒作，就是一步一步做。”

在劉偉心中，學生是檢驗學校的唯一標準。“學生來的時候是世界一流的學生，走的時候能不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畢業生，這是檢驗學校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根本。”

站在全國最好的大學講臺，面對全國最好的學生，這種狀況讓劉偉時刻充滿著壓力與挑戰的沖動，社會的期望與鞭策。但對劉偉來說，這才是他所要的學術環境。“其實，我現在對自己最滿意的是現在的狀態——一種研究和學習的過程與狀態，而不是哪一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