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同時，蜚聲國際學界的斯蒂格利茨就創立了經濟學的一門新學科——信息經濟學，并因此摘得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中國經濟界，斯蒂格利茨甚至成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楷模。不僅因為他的學術成就，更是因為他能夠游走在學界和政界之間，將自己的學術思想轉化為政府政策。

在學界，他在宏觀和微觀各個領域建樹頗多。他編寫的《經濟學》，被稱為繼穆勒、馬歇爾和薩繆爾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教科書。在中國，這本書還成為經濟學領域的暢銷書，銷量超過10萬冊。

在政界，他于1992年便進入美國總統克林頓政府，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此后更是升為顧問委員會主席；1997年，斯蒂格利茨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而那時，現任的世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才剛剛創辦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

反對舊的國際經濟秩序
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個驚人結論：亞當·斯密是錯的。

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是雙“看不見的手”，會自動調節經濟。在此基礎上，以美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遵照新自由主義條款，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實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斯蒂格利茨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國際經濟秩序，是站在發達國家立場上制訂的，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秩序，發展中國家不必隨發達國家起舞。

敢于直接挑戰以亞當·斯密理論為基礎的思想，是基于斯蒂格利茨在經濟學領域的廣泛研究。據稱，在某次國際會議召開的時候，與會經濟學家都要在某一欄中填寫“擅長領域”，有人竟自信地填寫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此君便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自1962年轉系成為經濟系學生開始，斯蒂格利茨之后的經濟學生涯，研究范圍涵蓋了宏微觀在內的西方經濟學分支：新古典理論、委托—代理理論、信息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等。正是在研究的基礎上，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個驚人結論：亞當·斯密是錯的。

“我的研究表明，完全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行不通的，應該讓市場和政府共同發揮作用。”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的一次演講中表示，全球化在東亞取得了成功，但在拉美及其他地方失敗了。主要原因，就是東亞國家沒有實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條款，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進行了適當的管制。

斯蒂格利茨在白宮的工作經歷也為這個觀點提供了實證檢驗的機會。其實，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采取經濟政策的時候，實行的對內對外兩套標準是不同的。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例，IMF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公共社會保障時，對養老系統進行私有化。美國的情況，則是公有和私有并存，而且公有部分占大多數，由此有效避免國內股市的波動，同時減少了貧困人口數量。

以實際行動反對華盛頓共識及其所代表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也成為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同意出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主要原因。

危機也由此埋下。

公開批評世行及IMF政策
在2000年任期尚未滿，同時美國財政部對世行施壓的情況下，斯蒂格利茨辭職回到了校園。

因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快轉化為政府政策，斯蒂格利茨在白宮的5年歲月里如魚得水。他希望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世界銀行任期內。

但是，世行歲月顯然不可同日而語。進入世行的斯蒂格利茨，想要做的是改變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但控制世界銀行的發達國家顯然有意維護自己的利益。

因此，當斯蒂格利茨公開批評世行及IMF政策的時候，結果可想而知。不僅IMF不悅，世行行長也承受了巨大壓力頗不高興。終于，在2000年任期尚未滿，同時美國財政部對世行施壓的情況下，斯蒂格利茨辭職回到了校園。

就在斯蒂格利茨辭去世行副行長的次年，他與信息經濟學的倡導者阿克爾洛夫、史賓塞一起，分享了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皇家學會稱，斯蒂格利茨的貢獻，在于他對信息不對稱市場的研究。通俗地講，就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不具備信息的一方如何調整合同形式，從而來篩選有信息的一方。典型的例子，是在保險市場中，保險公司通過劃分不同等級的費率，來區分不同類別的投保人。這個理論后來被廣泛應用到保險市場、期權市場等領域。

回到校園的斯蒂格利茨，繼續他對改變國際經濟秩序的研究，他更多地運用信息經濟學的工具，分析如何能夠更好地推進政治進程。

顯然，七年的華盛頓歲月對斯蒂格利茨影響甚深。他在自己的自傳中稱，正是華盛頓生涯，讓他后來在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的幫助下，成立了一個政策對話平臺。

這個平臺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通過對話對相應的國家政策提出建議和意見。其中關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斯蒂格利茨給予了毫不吝嗇的贊賞，認為正是因為市場與政府的結合，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

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
斯蒂格利茨發現，現實情況總不是那么完美。

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卻似乎成了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他相繼出了幾本書，批判舊有的世界經濟秩序，其中包括《全球化及其不滿》、《喧囂的九十年代》等。斯蒂格利茨為什么會這么做？

追溯斯蒂格利茨的成長背景，答案也許就在其中——從小生活在印第安納州的鋼鐵小城里，人們會周期性地失業；種族混居的小城里，少數民族明顯受到歧視；老師和父母反復強調：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體現在錢上，而是來自公共服務和思想帶來的社會改變。

而早年的大學教育，讓斯蒂格利茨從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方法中獲益匪淺。“回答問題很容易，提出問題才是關鍵。”老師經常讓學生問問題，而不是強調學習某些具體的知識。

這種思想到了斯蒂格利茨去麻省理工學院讀研的時候，充分顯現了它的威力。傳統經濟學總是有一個完美的模型，比如充分就業。斯蒂格利茨發現，現實情況總不是那么完美，就像小時候經歷的經濟周期一樣，周圍一半的人都在失業，這怎么解釋呢？

斯蒂格利茨決定花時間來創建模型，創立信息經濟學的諾獎大師斯蒂格利茨出現了。

斯蒂格利茨小傳

1943年生于美國，1970年擔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79年獲得克拉克獎；1992年進入白宮，先后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主席；1997年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00年至今，任職哥倫比亞大學。

中國學者眼中的斯蒂格利茨

張五常：斯蒂格利茨與蒙代爾一樣，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錢穎一：斯蒂格利茨的中國情結很深，他盛贊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并為改革開放獻計獻策。

辜勝阻：我最佩服的經濟學家就是斯蒂格利茨這樣的政府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