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國內“轉基因派”因新一屆農安會的“平衡發展論”郁悶之時，6月24日，由“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領銜，湖南西城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和長沙市科技風險投資公司三方合作成立的雜交水稻基因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正式掛牌成立。
袁的轉向對于一直主推基因稻種植商業化的“轉基因派”，無疑將是一項重大利好，借助袁的聲威，基因稻的商業化有可能會沖破重重限制。
而對于轉戰基因稻，袁隆平坦言：“實際的研發中，由于自然環境的限制，特別是溫度等因素影響，如果按常規方法，要實現大面積畝產900公斤目標已不太可能。我們的‘常規武器’全身解數已經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級雜交稻的研發必須依靠轉基因手段。”
科技博弈還是利益博弈？
巨大的利益驅使著持有轉基因技術的一些生物公司，不遺余力的促進著基因稻的商業化。而反對派明確指出，這已不僅僅是圍繞安全和管理層面的討論，而是轉基因水稻科學家身后的商業動力和他們的錢袋在作怪。
2004年底，這場爭論掀起高潮，“轉基因派”由16名院士聯名上書國務院，發起強攻。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啟發、李振聲、石元春、李家洋，中國工程院院士范云六，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楊曉光等16名專家學者聯合起草了《對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遞交到國務院，大力呼吁進行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
該建議中提出，轉基因水稻已經完成了商品化生產所需的各種安全評價程序和實驗環節，未發現存在安全性風險，具備了區域性商品化生產的條件，抗蟲稻在整個種植季節可基本不施農藥且可增產12%，同時也可緩解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足的矛盾。
但是同時，國際綠色和平組織也于12月2日在北京緊急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發表了《中國轉基因水稻對健康和環境的風險》報告，呼吁中國對農業轉基因技術謹慎應用，并對中國可能商業化生產轉基因水稻的消息表示憂慮。
而左右這場較量勝負的裁判是負責我國轉基因安全評價工作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因此，兩派爭奪的戰火也蔓延至“農安會”。
第二屆農安會委員由74位專家組成，成員主要來自農業部、發改委、科技部、衛生部、商務部、環保總局、教育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林業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部門。
相比于第一屆農安會成員中，60%的成員主張推廣轉基因生物技術而言；第二屆委員中，反“轉基因派”的力量大大增加。
一度引發爭議的“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推廣”問題，不出各方所料地再度被推向本次會議談論的前臺。
而來自環保及生物安全方面專家及部門人士表示，考慮到轉基因作物可能與野生親緣作物雜交，會造成“基因污染”，而抗蟲害的轉基因作物，可能導致對其毒素有抵抗力的害蟲獲得生存優勢，成為新的“超級害蟲”。
種種跡象表明，轉基因生物技術是否推廣短期內難以有一致意見，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申請可能就此擱置。這也令“轉基因派”頗為不爽。
生化危機真會實現？
一直以來，轉基因作物的安全問題備受爭議，至今也沒有一個政府或聯合國組織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因此目前也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將轉基因技術用在主糧的生產上。
但是袁隆平認為要就事論事。他表示：“我們研發出來的第三期超級稻對人類絕對是安全的！”他的安全理由很簡單：超級雜交稻是通過轉移玉米基因和野生稻基因來實現的，而玉米和野生稻本身是可以食用的，所以它不存在安全性問題。
而對于其他轉基因植物存在安全性顧慮，袁隆平指出，有些轉基因植物特別是抗蟲的，含有一種物質叫做BT毒蛋白，這個東西大家很關注，因為蟲可以被毒死，因此它對人是否有害很難說。
袁所說的BT毒蛋白，被稱為“生物工程炸彈”（Bacillus thuringiensis），它是一種“嵌入”樹木的DNA后自然生成的毒素。
在我國，至少有7個省就栽種著100多萬株含有這種毒素的白楊樹，這些樹因此有了很強的自衛能力，擁有了自衛系統，害蟲吃這些樹的樹葉，等于自殺。
而在美國，也至少有69個轉基因樹木野外試驗，只是他們的大部分野外試驗場的面積不超過2英畝。并且，按照美國農業部的規定，試驗用的這些樹必須接受嚴格監督，絕對不能長到開花、授粉的階段。
由于推廣阻力大，一些轉基因樹木的研究中心開始從美國轉移，而轉移的方向就是發展中國家。
杜克大學地球變化中心主任、生物學教授羅伯特•杰克遜博士憂心忡忡地說：“坦白地說，總結出轉基因樹木可帶來哪些經濟利益，這很容易。但要總結出未來人類將付出哪些代價，如果發生意料之外的事，人類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糾正錯誤，則困難得多。”
記者打電話給與袁隆平合作的湖南西城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告知，雜交水稻基因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剛剛掛牌成立，對于轉基因污染問題，他們認為對于基因稻而言這是無稽之談。
警惕跨國公司陰謀
近年來，我們國家對高科技產品存在著一種過度的渴望，將一些尚未全部認清的科技產品大量推廣，尤其是生物基因技術的泛濫。
這好比是給無知小兒一把槍，讓他拿著槍，在鬧市中穿梭嬉鬧。而他并不知槍的作用和危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曾在一次會議中指出，中國大豆產業應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舉了一個例子：美國一家生物公司在發明轉基因大豆的最初幾年里，曾一度打著“利用先進的生物科技，幫助貧窮國家發展糧食生產”的旗號，免費向南美發放轉基因大豆種子。而當這些國家的農民已經習慣于播種轉基因大豆時，美國生物公司卻又說，凡是今后想繼續播種轉基因大豆的農民，必須向該公司繳納“產權稅”。這時大家才發現，凡播種過轉基因大豆的土地已無法再重新播種傳統的大豆作物。這些國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國生物公司所設下的陷阱。
現在，有很多擁有生物基因技術的組織希望中國跨出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第一步。這背后有政治勢力，也有大的利益集團，使得本來只是一個科學爭論的問題，卻發展成高度緊張的利益集團對峙，而他們所說的解決糧食問題的目的不能不讓人懷疑。
對此，ANBOUND安邦集團研究總部分析師張巍柏稱：“當心中國成為跨國公司的“實驗所”。
其實，在所有的新技術領域，都可能存在對人類不可預見的生命危害或環境危害。近幾年風靡全球的納米技術也被最新科學證明，“游離的納米顆粒和納米管可能會穿透細胞，產生毒性”。而一旦中國成為這些新技術的實驗場所，那么中國也將直接遭遇未來新技術不可預見的危害！特別是在生物、醫藥，以及與人類關系密切的生活環境領域。
更可怕的是，我們至今還沒有對跨國公司的研發實驗制定相關的管制標準。因此，至少要強制他們執行他們在原國內所遵循的管制標準，才不會讓中國人成為高科技實驗中的“白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