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觀察
特別企劃
關押在武漢的兩個重慶人
唐凱林 日期:
200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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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上看,唐萬新比牟其中要嚴重得多,牟沒有干什么事,唐萬新干了很多事?!?
德隆當初的倒塌盡管有些突然,但如今卻已成為了歷史;唐萬新的被捕雖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如今也變成了過去式。
時間很輕松地跨過了2005年的門檻,但是橫在德隆,或者是唐氏兄弟面前的那道坎卻在歷經一年之后仍邁不過去。
于是,時間的累積使德隆變成了一個符號,一本教科書,被妖魔化的德隆就像是中了一種邪惡的咒語,等待著更高明的法師為它“解咒”。
鐘朋榮,這位有著“京城四少”的經濟學家,一直以來都在不遺余力地為德隆的產業整合思路喝彩,即便是在德隆東窗事發近一年之后的今天,他仍然堅持“德隆是為了做實事而違規,我們應寬容地對待德隆和唐萬新”。
鐘朋榮想如何拯救德???他又有怎樣的抗辯理由?他那種“憑著良心說話”的態度是否能解除德隆身上的“魔咒”?
牟其中說得太多
唐萬新做得太多
有比較才有鑒別,評價一個人也是如此。
評價唐萬新,鐘朋榮所選擇的命題是“關押在武漢的兩個重慶人”。2004年12月17日,德隆集團核心人物唐萬新在湖北被拘捕,關押于武漢某看守所。而在5年前的2000年8月,曾有著“中國大陸首富”之稱的牟其中,以信用證詐騙的罪名關押在武漢洪山監獄。
拿唐萬新與牟其中進行比較,除了他們都在武漢被羈押之外,他們都曾在中國的商界叱咤風云,最具戲劇性的是,他們都是重慶重慶人。
當然,這只是一個很偶然性的可比因素,但在鐘朋榮眼里,唐萬新與牟其中的這種淵源遠不止籍貫這么簡單。
“牟其中曾提出一個99度加1度的理論,說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使很多資產由于體制問題大量閑置,在計劃經濟下燒了很多水,但都燒到99度就不燒了,牟其中說自己就是要把它加1度,把水燒開,但具體怎么加這1度,牟其中并沒有找到答案?!?
鐘朋榮說牟其中雖然只提出了理論,而沒有找到方法,但這并不能掩蓋這一理論在今天的價值,而“唐萬新恰恰把牟的這個理論變成了現實。”
也就是說,唐萬新無形中變成了牟其中理論的實踐者。按照鐘朋榮的說法,德隆對水泥產業的整合,電動工具的整合,汽車零部件的整合,以及其他產業的整合“正是在做加1度的事。”
將牟其中放進鐘朋榮的評價體系里,牟其中是一個喜歡空喊口號,虛張聲勢的人,“牟沒有真正干事,只是吹了很多?!?。
相比之下,唐萬新顯得務實和低調,“是在踏踏實實地做企業”。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比較,鐘朋榮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還沒有哪個民營企業家能夠做到德隆這一步,想都沒有想到?!?
而對于德隆的產業整合,在采訪中,鐘朋榮甚至脫口而出地借用了“偉大”這一字眼,沉思片刻之后,才將其更正為“很成功”。“它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進行產業整合,行業整合,很有成效”。
很顯然,在這場旁觀者對“兩個重慶人”的比較中,牟其中以一種不討人喜歡的夸夸其談占據了下風,而唐萬新那剛剛倒下的德隆帝國則以另一種方式證明自己是一個“實踐者”。
唐萬新證明自己的“另一種方式”叫做失敗,而對于唐萬新的失敗,鐘朋榮也準備了辯解詞?!疤迫f新的問題不在于他的整合不對,而是在于整合得太多,在這一點上唐萬新與牟其中有相似的地方,都比較‘貪多’。做得太多就導致了實力不夠,管理不夠,尤其是資金不夠,在這樣的情況下,成本很高的資金不可能不要,甚至一些違規資金也要”。
“德隆不是做得不對,而是做得太多。牟其中的定位就有錯誤,結果問題就出在他什么都想干?!?
一句話,“唐萬新與牟其中不是一碼事”。
他們栽同一跟頭
都是金融惹的罪
更有意思的是,關于德隆,獄中的牟其中也有過評價,認為德隆之所以命運跌宕,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按市場經濟法則運行的企業與按計劃經濟法則組織的經濟秩序的矛盾”。
對于自己經營南德集團的經驗,牟其中曾總結過一條規則,即在中國金融改革以前,“絕不與中國金融界及資本市場來往”。
但是,命運就像是跟牟其中開了一個玩笑,越是害怕什么,就越會在這上面栽跟頭,牟其中害怕中國的金融,而讓牟獲刑的偏偏就是“信用證詐騙罪”。
“唐萬新的產業很好,如果融資渠道好一些,金融環境好一些,德隆不會出這樣的事情,變成一個悲劇。對此,政府需要反思,一方面銀行存款貸不出去,而另一方面企業又很缺錢,老百姓有錢也沒地方投?!?
鐘朋榮也把德隆的倒塌歸因于現存的金融體制。不過,將德隆的死因歸結于金融體制并不具備很強的說服力。眾所周知,國內的金融體制并不只針對德隆,所有的企業都不得不服從這樣的體制,為什么死掉的偏偏是德???
這估計還得從德隆所謂的“整合傳統產業”的思路上找原因。在德隆向國務院提交的一份重組方案建議中有這樣的數據:“德隆相對控股的生產企業年銷售收入超過400多億元,員工5.7萬人,為社會提供27萬多個就業機會,解決了包括新疆農牧民在內100多萬人的生計?!?
從這一點上看,德隆的產業是龐大的。不過,對于上述的數據,很多人并不認可,北京嘉富誠資本研究公司總裁嚴曉建就認為,唐萬新的這一說法有些夸張,“德隆的產業投資龐雜而無序,在匯源果汁股權出讓之后,旗下已經沒有像樣的企業?!?
顯然,這樣的評價與鐘朋榮對德隆的產業評價存在矛盾。早在2001年,鐘朋榮應邀去新疆德隆本部調研之后,鐘朋榮就曾發表了《我看德隆的整合之路》一文,指出德隆所走的是資本經營與產業整合相結合、二級市場與一級市場相結合的整合之路,“是把資本經營作為產業整合的手段。通過資本經營,收購同行業中最優秀的企業,然后通過這個最優秀的企業去整合和提升整個行業”。
即便到了德隆衰敗的今天,采訪中鐘朋榮仍認為懷疑德隆產業是不客觀,不負責任的,“德隆的產業我親自看過,很不錯”。
在采訪中,鐘朋榮將德隆下面的產業比做“兒子”,而且是不錯的“兒子”。“老大在美國留學,老二在英國留學,老三在北京大學讀博士,都是好兒子,前景都很好,但是兒子太多了,自己又沒有那么多錢來供養,如果能借個三五年,等到老大、老二都畢業回國了,每月能掙不少錢,才能慢慢還。這就需要有借款的渠道來保證父母把三個兒子都送到畢業,但沒有這樣的渠道,資金鏈就斷了。”
通過這樣的比喻,鐘朋榮把問題歸結于中國企業現階段的融資結構。目前中國企業融資主要是債務融資,整個信用都集中在銀行,都是借貸融資,德隆也不例外。主要是對銀行借貸。
而這樣比較單一的融資結構,一旦有風吹草動,碰上宏觀調控,銀行緊縮貸款,就變成了一種風險很大的融資方式,誰都受不了。而德隆所做的多數都是長期項目,與短期融資體制不匹配。中國急需通過金融體制改革,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多的股權融資渠道和長期的資金來源。
在此,我們并不懷疑鐘朋榮的推理邏輯,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想想,要是只有一個大兒子,而沒有老二、老三呢?資金鏈還會不會斷裂?
一意孤行救金新
德隆沒錢請律師
“唐萬新現在關押在武漢,連請律師的費用都沒有,要湊錢請律師。為了這個事,唐萬里跟我談過好幾次,說要寫一本關于德隆的書,掙一筆稿費去付律師費,跟我策劃過好幾次,我想,唐萬里沒有必要在我面前表演吧”。
聽完鐘朋榮這樣的表述,我們感到很震驚。很難想象,曾經在中國富豪榜上享有一席之地的唐氏兄弟會陷入這樣的窘狀,我們的另一個疑惑是德隆的錢都跑到哪里去了?
這正是鐘朋榮想說的,“說明唐氏兄弟并沒有把錢裝進自己的口袋里,而是拿去做事了。”
在對鐘朋榮的采訪結束后,我與一個以擅長“民營企業批判”的資深財經記者聊到了德隆和唐萬新,他出人意料地告訴我,通過對德隆與唐萬新的了解,他原先對民營企業刻薄的態度開始轉變,“德隆很不容易,唐萬新很不容易,民營企業很不容易?!?
我驚訝之余連忙追問原因,這位朋友跟我講述了他與唐萬新在幾次接觸中的對話,“我曾問唐萬新為什么不做房地產,這樣賺錢比什么產業整合快多了,唐萬新說這樣掙錢來得太快了,沒意思;我問他既然跑到國外了,為什么還回來,唐萬新說如果他不回來,德隆怎么辦,德隆人怎么辦?”
突然間,我似乎對德隆整合傳統產業的遠大理想略有所悟,而鐘朋榮有關唐萬新責任感很強,“唐萬新是個好人”的評價也開始變得不再那么空洞。
鐘朋榮還告訴記者,德隆資金鏈出現問題的最直接原因,是唐萬新當初一意孤行地要去救金新信托,其原因是金新信托里有大量新疆老百姓的委托理財資金。而“德隆在救金新信托之前,它的資金狀況非常良好?!?
但是,德隆事件發展到今天,再討論唐萬新的人品好像并沒有多大意義,“從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上看,唐萬新比牟其中要嚴重得多,牟沒有干什么事,唐萬新干了很多事,這就造成了很多銀行貸款與老百姓的委托理財資金損失掉了,上百億的資金收不回來,給很多企業造成了損失,很多人巴不得一刀殺了唐萬新”。
在與鐘朋榮的對話中,鐘在各個問題上雖然都在極力為德隆辯護,但他并不回避德隆給社會帶來的傷害。不過,鐘朋榮還是希望社會能寬容地對待德隆,對待唐萬新,“畢竟他是為了想做事而犯錯,再說,德隆也沒有去詐騙。”
究竟德隆犯下了什么樣的錯,唐萬新又有著什么樣的苦衷,相信在被告席上唐萬新會有自己的述說,而唐萬新今后的命運又將如何,被告席前方的審判席不久也會給出一個答復。
德隆的命運軌跡看起來要比唐萬新的清晰,但鐘朋榮認為德隆的價值就在于它的整合,而一旦將其分拆,便無異于一堆破銅爛鐵,再也體現不出它所具有的價值。汽車的價值在于它能夠奔跑,而將汽車分拆成零件,只能是一堆廢鐵。
德隆的命運會以一堆廢鐵而告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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