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吳思列出的對自己影響較大的書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放在第一個。吳思說，“我很不情愿，但是由不得不承認《鋼》對我的影響極大。”

之所以現在承認很不情愿，是因為數年前看到一個人批評《鋼》的文章，當時已經當了十幾年記者的吳思于是又拿出來重新翻看，曾經無限崇拜的東西褪色了許多，比如寫作手法的笨拙。還有，保爾原本高大的形象中攙雜了許多偏執與自負甚至粗野的成分。

也許沒有曾經那么大的震撼，也就無所謂后來再讀的失落。

17歲時，吳思把保爾那段“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了日記本的扉頁上。當時的書很少，大家到處換書看，也不知從誰那兒換來了《鋼》，吳思一口氣讀完。

在那個革命旗幟飄飄的年代，《鋼》不是空頭地說革命，而是老跟你說人生。這勾起了年輕的吳思心頭的恐懼，那是人面對宇宙，面對世界感到自己有限和無限間巨大差距的恐懼，是感到自己渺小與人生短暫的煩躁。多年以后，吳思在心理學書上找到了對這種恐懼和煩躁更準確的定義，“根本性焦慮”，是人的通性。

后來吳思還從孔子的話中找到了呼應。孔子說：吾十五而志于學。為什么呀？如果通常只是為找碗飯吃就用不著立多大志。吳思認為，是那種根本性焦慮被喚起來了：人是要死的呀，得干點什么事，不能白活。一旦想到這兒，境界就開始往上走。

“《鋼》恰好就是告訴你，往上走時應該往哪兒走，走到哪兒就進入不朽，生命就無限了，那時候你可以死去，但你的事業和你參與以及你留下的東西可以萬古長存。”

只是那時吳思大概還沒想到，他接下來的經歷居然和保爾驚人地相似。1976年初，19歲的吳思插隊農村，當生產干部，帶著社員，干得也是修路。挖山、劈石，而且無論天氣多冷，哪怕手都凍裂了，該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時候，吳思看《鋼》就跟打嗎啡似的。“其實，這本書之所以能起那么大作用無非就是它不停地告訴你要把眼界放開闊些。”吳思總結，“這種不斷被喚起的那種根本性焦慮就足以去對付日常的、很具體的問題。”

當然，還有愛情。

在建國后到80年代之前，中國的“標準讀物”中很難尋覓到愛情的影子。但在《鋼》里，不僅有保爾，還有美麗的冬妮亞和麗達。這對于當時幾乎置身于愛情荒漠中的年輕人來說，無疑具有誘惑力。

雖然，保爾最后和冬妮亞徹底決裂了，而在今天看來，他后來和麗達的戀愛實在太事業化。盡管這樣，吳思認為總比一點沒有的好。

“那時就老惦記著要像罵冬妮亞那樣罵個什么人”，談到這個話題，吳思大笑，“就是沒機會呀！”事實上，當時甚至具體語言都有他們的影子，吳思當時談戀愛，好像到最后覺得要表達點什么了，就用《鋼》的一段話，說：“像保爾和麗達犯的那種錯誤我們不能再重復了。”

1978年末，吳思回城。當時學大寨的理想大廈已經轟然倒塌了。而《鋼》廣泛意義上的解決方式依然有效，那就是投入到一個長期的、無限偉大的事業中去。當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年齡的增長，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同的選擇。

按照中國古代儒家的說法，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志、立言。多年后從事記者編輯工作的吳思，更切實地從事著“立言”的事業。從這個角度說，根本性焦慮應該是個好東西。不過，它并不是在每個人身上都存在的，吳思說他看到過一個數字，能夠感受到這種焦慮而且這種焦慮能對其行為、選擇發生影響的人比例并不高，大概不超過10%。還有很遺憾的一點是，這種焦慮太容易隨著年齡而變化了，很多人到了40歲以后，能基本看到人生的盡端，每天就只剩下踏踏實實地過日子，而少了許多類似追尋人生意義的空想。

吳思小檔案

吳思，1957年生于北京，現任《炎黃春秋》雜志執行主編。著有《潛規則》、《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血酬定律》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