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華爾街的大銀行家們普遍比較郁悶。
　　先是1月14日，奧巴馬向國會提議對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大型金融機構征收“金融危機責任費”。接著奧巴馬又在1月21日提出對全美最大的金融機構規模設置限制。除此以外，奧巴馬政府還明確要求大型銀行今后不再允許擁有、資助或投資用于自身盈利的對沖基金及私募股權基金。換句話說，奧巴馬要向華爾街金融巨頭們最賺錢的生意下手了。
　　市場馬上給予了最強烈的回應。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高盛集團等主要銀行股股價大幅下挫超過4%，并拖累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下跌2.01%。雖然這些新禁令還未得到國會的批準，其威力卻早已在業界引發了騷動。在瑞士小鎮達沃斯，那些剛剛從危機中緩過神來的銀行家們紛紛出言對奧巴馬的金融新政表示不滿。
　　當然也有輿論認為，這不過是奧巴馬在國會中期選舉將近之時，對民主黨被動處境的一個主動回應，甚至連一些金融和經濟專家也認為，最新的舉措有“做秀”之嫌。然而，與以前在銀行監管問題上總是“只打雷不下雨”完全相反，這一次，奧巴馬似乎動了真格，他甚至公開對外宣稱，已經做好了與華爾街決斗的準備。
　　“奧巴馬新政有點像上一次大蕭條時候的羅斯福新政。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曾說，人類代際之間是會遺忘的，隔一代就把上一代的痛苦忘了，于是重復犯錯誤，經濟危機就是一個典型。”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說。
　　對于本質就是逐利的銀行業來說，一旦經濟復蘇，政府又不得不放松管制。
有專家認為，這不過是美國政府同銀行業間周而復始的游戲。
　　明知這樣的提案會受到攻擊，而其效果又有限，奧巴馬為何如此不顧一切地堅持？當前，世界各經濟體都在重新改革金融秩序，厘清有關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與職能，奧巴馬的金融新政，能獲得成功嗎？后危機時代金融業又該何去何從？

大蕭條“法案”復辟？
銀行業等待了60多年才取消的限制法案，怎么可能輕易讓奧巴馬重新戴上緊箍咒？
　　花旗集團曾經的靈魂人物桑迪·韋爾曾一手推動廢除大蕭條時代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傳統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合為一體。然而現在，花旗集團卻被很多人認為可能受到奧巴馬新禁令的沖擊最大。
　　有人說，奧巴馬提議限制銀行的規模與經營范圍，在事實上就是要恢復大蕭條時期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不少分析師認為，一旦奧巴馬的措施正式經國會通過，其對美國銀行業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對于花旗集團、美國銀行和摩根大通這樣的巨頭來說，這項還未經過美國國會批準的決定可能使其面臨被拆分的命運。而華爾街最賺錢的公司高盛因其商業銀行業務是在金融危機之后才開始的，或許受到的影響不會太大，但它也可能因為龐大的規模而無處逃遁。
　　備受矚目的美國六大華爾街銀行巨頭近日發布了2009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財報。距金融危機爆發一年之后，銀行業整體狀況有所好轉，高盛、富國銀行的盈利甚至遠遠超過市場預期。但是，這些財報的共同點是，掙錢的都是投行業務，虧損的都是商業消費信貸業務，而且消費信貸還有惡化的趨勢。
　　銀行業等待了60多年才取消的限制法案，怎么可能輕易讓奧巴馬重新戴上緊箍咒？同時，隨著人們對經濟衰退所產生的恐慌逐漸消退，許多銀行急于擺脫政府的監管和控制，反對金融改革的呼聲也許將更加強硬。
　　有分析認為，從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景來講，雖然現在全球復蘇的形勢似乎已定，但這種復蘇仍很脆弱，這樣的規定無疑會打擊市場的信心。同時，新規的具體細節和執行也還存在不確定性。現代金融早已不是大蕭條時候那么“單純”了，要想清晰地拆分商業銀行和投行業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全球輿論也幾乎全都站在了奧巴馬的對立面，諸如《泰晤士報》認為，奧巴馬的這項提議毫無章法，因為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并沒有壓垮金融系統，相反銀行業危機是由規模最大且受監管最嚴格的商業銀行引發的。
　　索羅斯在達沃斯論壇上警告稱，政治家們可能很容易就發現自己被卷入了倉促和欠考慮的監管之中，而且現在對銀行的利潤征收高稅收也會是錯誤的行為，因為“我們尚未走出困境”。巴克萊銀行總裁鮑勃·戴爾蒙德更是認為，該計劃限制銀行規模的舉動從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就業、發展和全球貿易。正是考慮到包括影響經濟復蘇在內的多種因素，歐盟、德國和英國政府日前公開表示不會效仿白宮。
　　雖然遭遇了強大的壓力，奧巴馬仍然硬著頭皮要上：一定要抑制金融業的無度擴張，重點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就業率。

不妨矯枉過正
奧巴馬的新政到底能否產生政策預期還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
　　“奧巴馬此舉肯定不是最優的金融監管方法，但方向卻沒有錯。我認為業界不應該去評論其政策的是與非，而應該共同去尋找最優的、能達到銀行風險和效益平衡點的方法，如果找不到，不妨降低金融業運行的效率，不妨給轉得飛快的砂輪里放點沙，矯枉過正又何妨？”郭田勇說。
　　商業銀行是在2000年推倒“《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墻”，闖入投資銀行的傳統禁地的。在此之前，美國金融結構乃至于全世界各國的金融結構都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塑造，其基本原則就是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各自分開，經營于不同的金融市場。
　　這一模式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受到挑戰。由于長期的監管限制，商業銀行的經營利潤每況愈下，投資銀行卻因資本市場的規模性發展而獲利頗豐。更為不公平的是，由于一般商業銀行都有相對充足的資本實力，他們把證券承銷與銀行貸款掛鉤，用貸款作為誘餌去挖投資銀行家長期覆蓋的客戶。
　　除了投資銀行自身的壓力之外，大環境也催生了其變化加速。20世紀80年代中期，商業銀行紛紛突破原有的業務限制向全能型銀行轉型，混業經營帶來的風險也隨之開始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產品應運而生，其中已經造成驚人破壞力的就是將次級住房抵押貸款進行證券化，金融危機就是一次“現身說法”。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從銀行自身而言，奧巴馬的新政到底能否產生政策預期還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一方面，為了應對奧巴馬的禁令，銀行可能會將相關的高風險活動轉移到非銀行金融機構，對整個系統的安全并未帶來明顯改善，因為銀行依然可能通過開展更多其他高風險業務，來彌補自營交易縮小的損失；另一方面，由于許多非銀行機構不會受到自營交易新規的影響，即便奧巴馬的新提議獲得國會批準，美國納稅人的利益還是可能因為那些非銀行金融機構而受損。
　　從銀行業發展規律來看，奧巴馬的此次新政無疑是充滿艱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