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海嘯似乎并沒有影響中國金融機構海外擴張的胃口。眼下，中國工商銀行（601398.SH,01398.HK,下稱工行）就準備再次出手海外市場，這一次將是菲律賓的GSIS Family Bank（下稱GFB）。

近期，菲律賓國家養老基金GSIS（Government Service Insurance System）發表聲明稱,工行正在尋求入股GSIS旗下儲蓄銀行GFB。

聲明中表示，工行已經提出，將以第三方投資者身份對GFB銀行注資。GSIS還表示，目前雙方正在爭取各自監管部門的同意。

此消息爆出后，工行方面卻擺開了“烏龍陣”：一方面向外界表示，“對此事并不知情”；而另一方面又“暗示”：“注意近期公司公告。”

事實上，自2006年以來，工行的海外并購，尤其是對新興市場的開拓一直不遺余力，再加上身份特殊的GSIS聲明，這讓外界更多地相信此次工行并購的傳聞并非空穴來風。

不過，令投資者擔憂的是，工行此時的出手是否明智，會不會重復中國平安（601318.SH）并購富通集團，國開行投資巴克萊的“失誤”？而工行一直堅持的海外并購戰略，又能否經得起此輪金融危機的洗禮和長久的時間上的考驗呢？

并購時機難權衡

在菲律賓經濟和金融風險沒有完全釋放出來的時候，工行入股GFB，機遇與風險如何權衡，恐怕還需細細考量。

并購的時機是問題的關鍵。在中國建設銀行總行研究部高級副經理趙慶明看來，工行選擇在此時并購風險并不很大。

“現在經濟形勢是不是底，還很難說，但在大背景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并購時機，畢竟現在金融危機已經到了一個高潮期，再加上各國的救市措施，就并購的價格來說應該是在一個底部區域了。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有的金融機構運營出現了困難，這使投資者容易獲得有利的談判地位。”

金融危機的突襲的確讓那些卷入風暴的金融機構疲于應對，面對日益枯竭的流動性危機，許多金融機構并發了“資金饑渴癥”，而低價變現資產則成為無奈之舉。更多的觀點認為，海外出現了大量廉價的資產，現在出手并購機遇大于風險。

菲律賓GFB銀行是否也卷入這場風暴，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它對資金有著同樣的渴望。GFB銀行位于菲律賓的Las Pinas城，主要經營個人和公司銀行服務，原為ComSavings銀行，1986年由于其無法支付政府雇員養老金債務而由GSIS接管，并于1999年更名為GSIS Family Bank。GSIS主席Winston Garcia指出，作為戰略合作者，工行此次投資將會提高GFB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并促使GFB取得商業銀行的牌照。

雖然現在菲律賓的經濟和金融形勢并沒有明顯惡化，但這并不代表未來可以高枕無憂。事實上，今年中期菲律賓因為極高的金融風險一度被視為第二個越南。

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分析員石磊認為，前一段時期的菲律賓幾乎就徘徊在金融危機的邊緣。“菲律賓外債占GDP比重高達34%，短期外債占外匯儲備的比率為24%，且外貿持續赤字，2008年以來通脹加速，同時，在高額貿易赤字下，菲律賓12個月月均外匯儲備同比增幅仍高達45%，而整個2007年非貿易來源的外匯儲備增長占整個外匯儲備增長的150%，這表明熱錢在2007年已大量涌入菲律賓，一旦外資轉向，外債占比超過越南的菲律賓可能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

而最大的隱憂還在于，菲律賓經濟的一大支撐因素——勞務輸出帶來的資本回流情況很不景氣。海外就業多年來一直是菲律賓的重要就業渠道。據估計，在菲律賓9000萬人口當中，有大約10％旅居海外工作。單是2007年，海外菲律賓人的匯款數額高達144億美元，相當于菲律賓國內生產總值的10％。大多數的海外匯款都用于個人消費，個人消費占了菲律賓經濟的70％。而目前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海外就業的人口失業率大增，回流資本大大減少，這給國內經濟帶來了極大的變數。

“現在當地的經濟和金融風險并沒有完全釋放出來，工行在目前并不穩定的局勢下入股GFB銀行，其實并不明智。”一位金融分析人士告訴《英才》記者，這其中的機遇與風險如何權衡，恐怕還需細細考量。

該不該出手新興市場

盡管新興市場已經為工行帶來了效益，但不可否認的是，新興市場的風險也不可低估。

事實上，工行意欲出手菲律賓也只是它海外戰略延長線上的一個點。從2006年起，工行在海外并購市場上，先后完成了對印尼哈林姆銀行、澳門誠興銀行、南非標準銀行，以及富通銀行所持工銀亞洲等銀行股權的四筆海外收購。其中對南非標準銀行的收購是迄今為止，中資金融機構做的最大一筆海外投資。

工行的海外并購戰略異常清晰，相對于其他金融機構進軍發達國家和地區，工行獨辟蹊徑，選擇了新興市場。此前，工行董事長姜建清就表示，工商銀行選擇新興市場是因為它的成長性比較好，中國的客戶在那里比較多，和次貸危機的關聯度比較低。

對于此獨特的并購思路，外界觀點評價頗高。“一方面新興市場成長性好，而且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結構和機構體系都基本類似，工行作為一個大行，并購還是有優勢的；而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并購門檻較高，金融機構基本都實行綜合化經營，工行的優勢并不強。”趙慶明向《英才》記者表示。

事實上，工行的新興市場并購戰略已初見成效。今年上半年，工行入股南非標準銀行已獲得約5億元人民幣的賬面盈利。

盡管新興市場已經為工行帶來了效益，但不可否認的是，新興市場的風險也不可低估，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快速下滑的拖累下，滯后效應使發展中國家獨善其身的可能性也較小。

亞洲作為新興市場的代表，眼前面臨的金融風險不可小覷。最近，花旗集團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就對亞洲經濟和金融形勢表示擔憂，“隨著美國等工業化經濟接二連三地陷入經濟衰退，亞洲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明顯放慢。新加坡在三季度已經出現負增長。亞洲資產市場的變化更加明顯，過去一個月，亞洲股票價格平均下跌26%。”

如果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危機愈演愈烈，亞洲經濟與市場受到的沖擊也就會越來越大，最終有可能使投資者整體喪失對于亞洲支付平衡和銀行體系的信心。那樣的情形一旦發生，亞洲就可能再次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

對于工行的走出去戰略，質疑之聲也是層出不窮。“國內消費者對銀行業的許多需求還未得到滿足，現在卻急著尋求海外市場，這有些偏離主業。而且，銀行業改革也不過幾年，自身的管理和風險控制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走出海外，太冒進了。”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實際上，這種擔心并不多余。最近，波士頓咨詢公司經過調研后發現，激進的增長戰略有可能會影響總股本回報業績。他們發現，在過去10年中，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銀行采用并購戰略，卻導致了低于平均水平的總股本回報。

“選擇‘水’比較淺的地方‘下水’”是姜建清對工行并購戰略的形象比喻，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常態之下，“水”淺就意味著安全，但在金融海嘯襲來之時，“淺水”會否演變成為“池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