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跌不休。2012年伊始，國際碳交易價格延續了上一年的低迷，再度創下新低。1月2日，EUETS（歐洲排放交易體系）下的EUA（歐盟減排配額）價格已經跌至6.73歐元/噸，而CDM（清潔發展機制）下的CER（核證減排量）則更低，僅為3.70歐元/噸。

　　在《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即將畫上句點的時候，碳交易價格也回到了其生效時的價格水平。不過，一致人和國際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楊智良認為，如果歐、美、日沒有經濟危機，碳價不會跌的那么低，至少也能保持在15歐元左右。“一方面經濟危機下排放量減少，另外一方面，也沒有那么多資金進入碳市場進行投資了。”

　　南非德班氣候峰會雖然承諾《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延續，但卻未能給碳市場帶來任何提振跡象。“誰都不滿意，卻是誰都能接受的結果。”北京環境交易所總裁梅德文告訴《英才》記者，德班氣候大會的結局，比預想的要好。

　　當然，讓人不滿意的是仍然未能針對各國應承擔的減排責任，達成具有法律約束效力的協議。也正是因此，《京都議定書》被說成“雖生猶死”。

　　2012年底將召開卡塔爾氣候峰會，則成了最后一絲期盼。如果再不能達成具體協議，與《京都議定書》相銜接，即意味著2013—2020年間，中國的CER交易將進入真空期。那么，到底中國的碳市場將面臨怎樣的命運?從事碳交易的中國企業又該何去何從？

　　尷尬的碳市場

　　2013年，CER是否還可以進行交易？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歐洲排放交易體系的EUA，與清潔發展機制下的CER，是可以進行等量換算的，即1EUA=1噸二氧化碳當量=1CER。按照歐盟的政策，EUA作為最終交易商品，可以部分依靠購買CER來完成，只是不能完全依靠購買CER轉換，這也是為何EUA的價格要略高于CER。

　　這就意味著，即使沒有《京都議定書》，只要歐盟減排風向不轉變，CER一樣有市場，但是“價格就有高有低了”，楊智良感慨。

　　目前，一致人和2012年全年的項目期都是滿的，“京都議定書是到2012年12月31日截止，因此在這之前注冊的項目還是可以出售的。”楊智良介紹，“不過，注冊一個項目需要兩三年，我們在2012年注冊的項目，也是兩三年前簽的項目。”

　　但是，對一致人和而言，2013年之后的項目就不能再開發了。“2012年底之前注冊上的項目指標，是可以流動到各個交易所的。”楊智良告訴《英才》記者，“但是中國很可能暫時不存在2013年之后的CER交易了。”

　　之所以說2013年之后中國不存在CER交易，是因為基于《京都議定書》協議下，中國出售CER的賣方地位很可能喪失。目前，雖然中國人均排放量非常低，且人均經濟收入也不高，但是經濟總量和排放總量卻非常高，這給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造成了極為尷尬的局面。

　　“原來我們指望到2035年達到排放峰值。但是在國際壓力下，我們將排放峰值提前到了2020年。我們現在爭取到的權力是2020年之前不承擔減排義務，但在那之前還能否進行CER交易，尚不明朗。”不過，楊智良認為，國際壓力也未必是壞事，“如果提前到2020年，說明我們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速度加快了。”

　　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12月13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共批準了3500個CDM。據EB網站統計，中國共1771個CDM項目成功注冊，占東道國注冊項目總數的46.90%；預計產生的二氧化碳年減排量共計358390530噸，占東道國注冊項目預計年減排總量的63.90%。而這些項目大多為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其業主則主要是擁有新能源項目的幾大能源公司。也就是說，2013年之后，受影響最大也將是他們。

　　通過CDM獲取的資金對能源公司而言，不過九牛一毛。實際上，受《京都議定書》影響最大的，是一致人和從事CDM交易的中介機構。

　　“如果沒人付款，項目再好，企業因為要生存，你也不會堅持下去”。但是碳市場一定是“多金市場，我們也一直在這些項目中做追蹤。”楊智良說。

　　除此之外，中國的碳交易市場就僅剩下VER（自愿減排）一種氣候權益交易產品。但是，“VER只占到整個碳交易市場的百分之零點零零幾。連我一個公司都養不活。”楊智良的比喻或許夸張，但確實是嚴峻的。并且，即便是CER交易，中國也僅僅是賣方。在國內，并未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場。

　　交易的三大體系

　　雖然國際政策走向不明朗，不管《京都議定書》如何變，通過碳金融手段來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初衷沒有改變。未來，碳交易市場只會更發達。“碳交易只是一個手段，我們希望完善它，讓她變得更合理，而不是讓這個手段不存在了。”

　　梅德文也認為，雖然2013年前后的碳交易市場可能會大不同，但說到底，“建立嚴謹的碳市場技術體系、政策體系、碳市場金融體系，才是中國的重中之重”。

　　但在楊智良看來，由于欠缺最基礎性的東西，當前國內碳交易可謂是一片混亂。“沒有政策，缺乏核算標準。只有把國際規則研究透了，中國才能建立真正的碳交易市場。”

　　碳交易市場一開始就是從金融手段切入，先有碳交易然后才出現低碳產業，而金融又恰是中國的短板。在這樣的環境中，“國內的金融機構很少關注碳交易市場，很大程度上是緣于這個市場太小了。”梅德文說。而強大的金融手段，卻是未曾參加《京都議定書》的美國的殺手锏。“美國雖然沒有在聯邦層面做全面減排，但是在州政府層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已經建立起了多層次的碳市場。”梅德文認為美國碳市場不可小覷，美國氣候法案一旦通過，其碳市場的發展將會非常迅猛。

　　實際上，全球首個碳交易所，就是美國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而設在倫敦的歐洲氣候交易所，也是由芝加哥交易所創始人組建的。在紐約交易所旗下，有一家名為bluenext的交易所，進行氣候產品交易。而綠色交易所則是由華爾街知名的投行摩根大通和美國知名的金融集團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團聯合成立。

　　在立法方面，美國一直在推動全國性強制減排的氣候法案。在技術層面，美國組建了多元化的碳機構，設計了多樣化的碳產品。目前，在綠色交易所和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可以交易的環境權益產品包括碳金融產品、碳期貨產品，碳期權產品，甚至其他碳金融衍生產品。由此可見，美國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中國碳交易試點才剛剛啟動。“建設碳交易市場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而目前技術體系、政策體系和金融體系都有一定的欠缺，最大問題是政策設計需要科學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能變成行政化的碳市場，否則就很危險。”梅德文說。

　　目前，國內的幾大環境交易所，交易量均非常低，其中只有上海環境權益交易所實現盈利。楊智良預計，中國碳市場真正實現勃發，應該要到2020年，“只有到那個時候才會有真正的減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