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碳”攜手“交易”時，它已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化學符號，而是被打上了資本的烙印。碳交易，并不是一場普通的貿易，而是爭奪未來能源主導權的籌碼。

　　碳交易的初衷在于以減少碳排放額度，改善惡化的環境。然而，在全人類福祉這件華麗的外衣下之，卻開始了一場利益角逐的“暗戰”。有人稱之為“陰謀”，因為不承諾減排的美國，不僅是碳市場的一個活躍分子，還憑借著強大的金融手段，欲借碳重塑美元霸主地位。

　　與美國的空手套白狼相比，歐盟則是一副敦厚老實的形象。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其收獲卻并不亞于美國，但其做法的被認可度卻遠遠高于美國。歐盟不僅通過推廣其替代能源技術而裝鼓了腰包，更因歐元與碳的掛鉤，大有打破美元霸主地位，謀求全球貨幣統治權之勢。

　　碳交易歐美爭霸，中國所處境地卻是既被動又尷尬。一邊是經濟正處在高速發展期，碳排放量需要逐步上升，而另一邊則是國際輿論重壓下被迫減排的壓力與日俱增，可高端替代能源技術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這場碳交易的戰役中，中國在起跑線上已是先輸一局。

　　實際上，不只是沒有技術，在碳交易產業鏈條里，中國也是處在賣碳的底端，即業界戲稱的“賣碳翁”。其實，賣碳的局面并不可怕，問題在于，擁有全球最大碳減排資源的中國，卻缺乏定價權。有人將此問題歸結為沒有排放上限，無法進行配額交易。但同樣沒有承諾減排的美國，卻依仗金融后盾，和歐盟共同主導著碳市場。歸根結底，不在于是否承諾排放上限，而在于是否擁有強大的金融支撐。

　　目前，歐盟擁有最先進、最完善、最具經驗的排放交易系統，歐盟更希望把美國、中國，乃至全球都納入他的“盤子”，實現全球大一統，但是最終將由誰來主導，還是幾個國家共同主導，還有待看下一步的發展。

　　雖然中國尚未完全錯過這場變革，但想在未來的世界擁有話語權，則必如北京環境交易所總經理梅德文對《英才》記者所言：公平化的社會改革，市場化的經濟改革，透明化的財稅改革，特別是金融體系、技術體系的改革，已經迫不及待，且任重而道遠。

　　碳價格持續走低

　　一個舊碟子準備換掉的前提條件是：已經準備了一個更好的新碟子。但有時候卻不是這樣。

《京都議定書》就是那個即將遭遇被換掉命運的舊碟子。距離《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結束，還不足兩年的時間。但無論是去年底的坎昆氣候峰會，還是前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國際各方氣候談判不僅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新碟子，就連《京都議定書》這個舊碟子的續用也變成了一種奢望。這讓《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CDM（清潔發展機制）的交易價格更是一路探底。

　　無論是由CDM產生的CER（核證減排量），還是由EU ETS（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產生的EUA，價格持續走低已是不爭的事實。2010年12月24日，CER收于11.79歐元，EUA合約12月24日報收于13.72歐元。這個價格，還略低于2008年因金融危機爆發，導致CER的二級市場大幅波動的底價。2008年，CER二級市場交易價格約在13-23歐元波動。再往前追憶，CER二級市場交易曾一度高達30美元。EUA價格雖然略高于CER，但也是持續低迷的走勢。

　　據彭博新能源財經數據，全球碳貿易量在2010年下降了10%，從2009年的7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下降到2010年的69億噸二氧化碳當量。

　　實際上，不只是二級市場價格持續走低，一級市場的境遇也是一塌糊涂。在CER相對高位時，中國一級市場CER的價格都高于目前的二級市場價格，而目前則在國家發改委定奪的底線徘徊。不僅中國如此，東南亞國家CER的一級市場價格還要略低于中國，徘徊在5-6歐元。“如果讓碳排放國感覺到減排的壓力和成本，一噸碳的價格應該在25歐元以上。”清華大學清潔發展機制（CDM）研發中心執行主任曾少軍告訴《英才》記者，當前的CER價格完全沒有體現出碳資源的稀缺性。

　　如果說2009年的CER價格走低，是因為全球經濟尚未逃離金融危機的陰影，減排需求降低。那么，2010年接續了上一年的低迷，更多的是源于政策的不確定性。《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與EUETS的第二承諾期的截止日期都是2012年。

　　“CER是由政策創造出來的市場，如果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無法達成第二承諾期的續約，拿在手里的CER就一點用途都沒有。”一致人和國際環境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戰略官楊智平告訴《英才》記者，“CER不像黃金白銀，是硬通貨，放在手里可以等著升值。”

　　除政策的不確定性因素外，供過于求的現狀也打壓了CER價格。“供應越來越大，采購量卻沒增加。”楊智平說。而對于以CDM為營生的機構而言，2010年的日子已然不好過。2011年則是向冬天又邁進了一步。“實際上，早在2008年，就已經有了過冬的感覺。”楊智平坦言眼前的日子并不好過的同時，更是感慨2011年碳市場回暖無望。他將期許延長到了2012年底，“是好是壞，總會有個結果。”

　　碳交易只是衍生品

　　碳交易被提起時，大多數人總是會不由自主的想到C D M（清潔發展機制）。但是，如果把CDM與碳交易畫為等號，無疑是一種誤讀。《京都議定書》框架下C D M，只是碳交易機制的一種，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進行排放權交易的一種機制。除此之外，還包括基于《京都議定書》衍生而來的歐盟內部的EU ETS交易機制，和美國的自愿減排交易機制。

　　楊智平將當前的國際氣候談判比喻成古代“三國”。一方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一方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堅決抵制碳減排國家，還有一方是以歐盟為代表的堅決擁護碳減排的國家。發展中國家尋求的是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美國是傳統化石能源的代表，而歐盟則是替代能源技術的代言人。三方的對抗，既是化石能源與替代能源技術的對抗，也是經濟發展與高技術成本的對抗。

　　“大部分歐洲國家國土面積小，資源儲備不豐富。且歐洲國家在天然氣方面一直依賴俄羅斯，石油則是依賴中東。”梅德文在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分析，“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發源地的歐洲，更是最先受到工業污染的地區，也是最先感觸到環境惡化后果的嚴重性”，因此，歐洲支持降低排放，研發替代能源技術。

　　也正是因此，歐洲的節能環保技術具有更高的競爭優勢。歐盟便借此堂而皇之的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其替代能源技術，其中蘊藏的巨大商機不言而喻。

　　美國則不同于歐盟把經濟發展和環境一起進行考量的方式，日本北九州市環境局局長松崗對《英才》記者解釋說：“美國是自由經濟，不愿受到更多的制約。”同時，美國不愿承諾減排，更多的則在于“化石能源在美國是占主導地位的。”楊智平介紹，《京都議定書》本是由克林頓政府牽頭達成的，但在國會討論時遭到了化石能源集團的強烈反對。因此，代表石油集團利益的小布什上臺之后，就推翻了這套理論。但是，克林頓政府也是有一定的想法。“碳交易是貿易，貿易就可以賺錢。”楊智平說，“當前碳市場上買賣雙方，很多都是美國人，雖然美國沒有加入《京都議定書》，但是他們卻賺取了其中的大部分利潤。”

　　只有找到一個平衡點，得以平衡三方利益，才能達成國際氣候談判的真正和解。不過，松崗認為，全球范圍內的多國之間進行交易還是比較困難的。“如果《京都議定書》最終失效，采取兩國之間進行具體合作的方式，也是實現減排的有效途徑之一。但是，這需要事先進行試點，以測量碳排放數值等數據，考慮各自的優劣勢和利益分配。”

　　實際上，“碳貿易和碳稅結合是最有利的。”松崗更傾向于二者的互補。不過，引進碳稅的關鍵問題是：消費者的承受能力有多大，稅收比率如何設定。他介紹，目前的想法是，并不制訂固定值，而是讓其緩慢發展。既不為消費者帶來很重的負擔，又能提高消費者的環保意識。之后，在鑒于征收的試驗可以緩慢提高或降低。

　　對于碳貨幣成為世界主導貨幣的說法，松崗認為其可能性還是蠻大的，但是他不贊同陰謀論，松崗說，“避免資本游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將金融手段和發展實體進行緊密連接的同時，制訂一個嚴格的規范：投資方需對環境改善具有明顯效果。”

　　棋走到這一步，歐盟貌似略占優勢。但事實上美國的金融并不弱于歐盟。而“高盛在開拓碳交易方面一直是不遺余力”的說法，就驗證了這一點。目前，碳交易期貨交易比例已經超過60%。而具有強大金融手段的美國自然不會虧待了自己。并且，美國雖然沒有承諾上限減排，但是美國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在內的諸多州政府，并未輕視節能環保技術。

　　歸根結底，還是新能源與化石能源的對抗，是誰將成為世界新霸主的角逐。碳交易不過是其一個微小的衍生品而已。

　　混亂的中國市場

　　相較于之前的談“碳交易”色變，中國官方文件已開始使用“碳交易”一詞。在2010年10月國務院下發的《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中，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赫然紙上，這是中國首次由官方提出“碳交易”說法。而之前，在國際氣候談判重壓之下，“碳交易”一詞則是政府，甚至學界都唯恐避之不及。

　　傳聞已久的《自愿減排管理辦法》，則是中國政府釋放的更明顯的信號：“由自愿減排向強制性減排過渡。”楊智平告訴《英才》記者：“政府是有長遠考慮的。自愿雖然不具備約束性，但是可以通過自愿減排進行平臺建設、架構設計和制度設計的試驗，實為強制性減排的雛形。”

　　政策性的放開讓全國各省市都在忙于布局環境交易所。但“第一把交椅最終花落誰家，還不一定。而且每個交易所落戶，對當地技術創新，經濟發展，都具有很大的作用。”梅德文說，“中國是實行金融管制的，能夠拿到環境交易所牌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據《英才》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2010年底，中國已有近20家環境交易所。一些省市，還不只掛牌一家環境交易所。如遼寧省目前就已有兩家環境交易所。2010年6月大連市環境交易所剛剛掛牌成功。3個月后，遼寧又在營口市掛牌了一家環境交易所，號稱東北首家環境交易所。雖然前者主營業務為節能減排和環保技術交易、排污排放權益交易、合同能源管理。而后者則是致力于碳排放權交易，看似略有區別。但前者的“節能減排和環保技術交易”已經涵蓋了碳排放權交易。

　　甚至，一位不愿具名的西部地區政府人士透露，目前，他所在縣政府正在研究建立一家環境交易所。如此位人士所在區縣果真獲得牌照，或許他所在地區可能成為全國首家縣級環境交易所。這恐怕只是全國環境交易所層出不窮的一個縮影。

　　“現在還只是布局階段，都還沒有賺到錢。”楊智平說，“建設交易平臺可以向政府爭取一些優惠政策和資金。即便只是占據一個省的資源并加以盤活，也是有一定盈利空間的。盤子做大了可以被收購。”

　　楊智平所說非虛，那位縣政府官員對《英才》記者也不諱言自己所在轄區的弱勢，“小地方難以有大發展，但即便到最后被收購，也是一種收獲。”

　　實際上，“現在更多地方，把環境的承載力，當成招商引資的條件。沒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排污權和排污空間賣出去，去減少引進項目，發展經濟的機會。”曾少軍告訴《英才》記者，時下熱議的國內節能減排，與國際上所說的碳交易機制其實是兩碼事。

　　與環境交易所滿地開花相似，國內的碳交易標準也十分混亂。其中，北京環境交易所制訂的熊貓標準適用于大農業方面，天津方面的碳交易標準是適用于建筑領域，而上海方面正在制訂適用領域稍微全面一些的標準。“現在沒有一個共同的標準，是由于各地差異化發展，具有很強的個性。”北京環境交易所董事長熊焰說。

　　梅德文也認為，“多重標準是很正常的，也是需要，最終都將由市場來定奪。”

　　那廂春意正鬧，這廂卻是門庭冷落。不同于各省市急于布局環境交易所，碳交易中介機構卻是御寒過冬。這兩年，“很多小的咨詢公司和中介商已經倒閉了。”曾少軍說。楊智平也表示，實際上，從2008年開始，就已經“步入寒冬”了。

　　目前，經過市場洗禮而頑強生存下來的碳交易中介商，一部分已經開始轉型投資替代能源。“有資本實力和技術實力的公司開始轉投實業了。生物質發電，垃圾發電等清潔能源，既有國家政策支持，還有相應的電價補貼。”楊智平說，“還有一種公司轉型做合同能源管理。這些方向在國內都可以長期做，不受國際政策影響。”

　　還有一部分企業，依舊固守著CDM這片陣地。“一旦碳市場轉好的時候，就會幾倍甚至十幾倍的盈利。”曾少軍說。

　　碳市場的三個缺失

　　再也找不到一個比“缺失”更恰當的詞，來形容中國的碳市場：配額交易標準缺失、金融手段缺失，技術研發缺失。透過三個缺失，中國在碳產業中的弊端一覽無遺。

　　目前國內探索的“自愿減排交易只是象征性的，額度很小。”曾少軍說，“沒有排放上限，就不具備完成的動力。如果限定了上限，就有人完成的多，有人完成的少，還有人完不成，這才會產生交易。但現在的問題是，經濟要發展，就不能確定排放上限。一定的碳排放量與經濟的發展是成正比的。”

　　缺乏了交易的動力，不僅交易市場活躍不起來，連金融市場也一起受拖累。目前，國際60%以上的碳交易是二級市場的期貨交易。因此，碳交易市場需要“強大的金融支撐”，梅德文表示，“但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又是轉型中國家，金融體系、技術體系和財稅體系都存在很多障礙需要改進，但也只能進行漸進式改革。”

　　在碳金融市場建設方面，財稅體系改革和金融體系改革一樣重要。梅德文介紹，在新能源方面，國外從需求側補貼的辦法，值得借鑒。“國內是補貼給企業，這樣并不能保證新能源最終被用戶采納了。補貼給用戶的辦法是更合理更科學的。”梅德文說。

　　實際上，碳交易的核心基礎，就是先進的替代能源技術。目前，中國新能源技術成本高的一個很大原因在于：“向國外購買技術服務。”國家發改委能源所能源分析和市場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雋提出，目前，核電服務公司大部分都是歐洲和美國在做，中國核電成本集中在技術服務方面。

　　雖然梅德文表示，我們尚未錯過這場以碳交易為表現形式，以新能源技術為核心基礎的第四次工業改革這班車。但是形勢也沒有想象中那般樂觀，我們只不過緊緊抓著改革的尾巴。光伏產業，市場和技術兩頭在外。而風電產業，我們也不具備高端技術。而核電，更是成了多個國家技術混戰的“跑馬場”。

　　“技術是取得了一定的進步，這是毋庸置疑的。”姜克雋對《英才》記者說，“但是，中國與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到高端技術沖突時期。雖然中國獲取了諸多知識產權，但是創造能力還遠遠不夠。更高水平的技術掌握程度還是比較弱。”他認為“未來是低碳的世界。到底誰能在未來占據高端，取決于科研實力和體系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