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們對當下全球經濟增長表示憂慮，預期2011及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僅為4%，其中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則從1.9進一步放緩至1.6%，歐債危機的前途未卜。那么，和次貸危機爆發前夕相比，當下全球經濟風險有何不同？

　　一是歐債危機涉及的問題資產更龐大。2009年4月，次貸危機最嚴峻時所涉有毒資產約是1.5萬億美元。目前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合稱）所涉主權債務余額約為2.47萬億歐元。盡管歐債所涉交易對手方不像次貸般錯綜復雜，但畢竟規模大兩倍有余，且惡化趨勢明顯。所以，歐債問題不僅是希臘、意大利等能否活下去的問題，而是歐元區能否存續的問題；歐債問題也不是一兩年就能有所轉機的問題，而是困擾一兩代人的問題。

　　二是歐元區解決問題的政治意愿和行動更淡薄。目前歐豬五國的歐債中，超過2萬億歐元是歐洲銀行體系持有的——僅德法持有就超過萬億歐元，美國僅持有約1600億歐元。因此歐元區以外的經濟體主要扮演的是敦促歐元區采取果斷措施的角色。且德、法等目前達成的幾項救助方案，均懸而未決。所以，歐元區的問題不是開始解決，而是剛剛暴露。

　　三是全球救助歐元區的財政能力衰減。次貸危機以來，全球主要國家能采取的經濟刺激方案大體都用過了。2008年至今，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年度財政赤字雖然分別從9%和5%溫和下降到6%和3%，但赤字余額對GDP的占比大大上升，連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再要采用大力度的財政政策，都已很不現實。

　　四是全球通脹壓力限制了貨幣政策的余地。次貸危機時，全球并無通脹威脅，甚至有通貨緊縮的陰影。而近3年來，全球通脹逐漸收獲惡果。各國中央銀行刺激政策的能力，其羸弱的金融機構信用擴張的能力均弱化，同時面對通脹也有更多忌憚。

　　五是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的承托能力不足。進入21世紀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增長強勁，估計再有3-5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新興經濟體占全球產出可能超過50%。但是，很難想象人口達25億、經濟總量不過8萬億美元的中國和印度，會存在同時成為發達國家的絲毫可能性。

　　六是歐元區很可能在錯誤的方向中迷失。次貸危機中，沒有人會懷疑寬松的取向是否正確。歐元區則不然，它必須在削減財政赤字和容忍失業上升甚至社會動蕩之間；必須在加息防通脹和減息保增長之間做出艱難權衡。

　　七是全球的袖手旁觀。全球主要國家不太可能像次貸危機中那樣，在美國的呼吁和壓力下救市，類似WTO那樣的國際機構，也很難出臺類似次貸危機那樣的持續跟蹤和防范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措施。

　　八是中國結構調整的政策外溢被嚴重低估。不僅外部世界，很可能中國政府自身都低估了中國轉型對全球的沖擊。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速將明顯放緩一半，缺乏產業競爭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企業將急劇萎縮并退出市場，大量技能不足但薪酬期望過高的失業者和熟練技能崗位閑置并存。外資外貿增速大幅滑坡至個位數增長。中國的政府、企業和民眾對此做好準備了嗎？中國將發現，原來各項高速增長的經濟數據的明顯放緩，帶來的并不是他們想象中的數字游戲，而是切實痛苦。外部世界似乎完全忽視了，如果來自中國的需求縮減，以及同樣來自中國的廉價供給的縮減，那會有什么影響。

　　對比當下與2008年，簡略的結論是：歐債危機不是一代人就能解決的問題，危機更大更持久，應對危機的政策和資源儲備更匱乏，但人們對危機更漠然和無所作為。

　　祈望對這種危機的眼前的忽視是善意的。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