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世界范圍看，往往只有小公司才有大股東，而大公司都是小股東，GE、杜邦、豐田、松下這些大公司最大持股人的持股量也都只有1%。如果一個公司是一股獨大，大致可以斷定這是一個還沒長大的公司。

票商之敗是天數，還是人禍？

最近一部電視系列片——《晉商》吸引了我。

《晉商》本是一部經濟史料片，又加上電影藝術手法處理，觀看起來是一部恢弘大氣又有韻味的經濟史詩，它講述了在中國明清兩代繁榮了五百年的山西商人群體的興衰。在極其貧瘠的土地上，無可聊生的山西人唱著《走西口》，背井離鄉來到內蒙、寧夏，從磨豆腐，當馬伕起步，誠信立身，以義制利，冒常人所不敢冒之險，忍常人不能忍之苦，成功展開了對蒙古、俄羅斯的邊境貿易，進而創立了中國最早的銀行業態——票號。票號集存、貿、匯兌功能于一身，實現了金融資本與商業經營的良性互動循環，晉商從事的貿易一度占到清政府國際貿易總額的40%，朝廷戶部三分之一的銀子存在山西票號。晉商的成功從那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山西大院中可以觀其端倪。

晉商的繁榮讓我聯想起今天的浙江商人群體，浙江商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成功的商人群體之一。浙江商人務實、低調、專業，能吃苦，重信用，創造了浙江增長的經濟奇跡：全國百強縣浙江占26個，浙江蕭紹一帶的工業用地地價超過上海，紹興、寧波的城市房價超過深圳，浙江發達地區的村長都開著奔馳、寶馬。

浙江省長盛贊浙江老板“既能當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吃苦精神，浙江商人之間借貸也常常是“萬兩銀子一句話”，沒有任何抵押甚至沒有擔保，但是極少有人爽約。作為中國現代化社會最成功的商人群體，其商業成就也大有趕超前輩之勢。

《晉商》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那就是票號群體在走向繁榮巔峰后，為什么在20世紀初集體轟然倒塌。

20世紀初，是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轉入現代社會的轉軌時期，西風東漸，整個商業經濟經歷深刻變革。從金融業來說，西方銀行進入中國成為山西票號的主要競爭對手，其經營體制與票號有很大區別：票號大都是家族制、合伙制，而西方銀行是股份制，因而資本更雄厚；票號大都采用信用貸款，講究的是萬兩銀子一句話，而銀行大多采用抵押貸款制，信用貸款適用于鄉里鄉親的熟人經濟，而社會變遷，人口流動，抵押貸款更能在陌生人經濟之中使風險大大降低。

山西票商也曾經有轉型為現代銀行的機會，但是都沒能抓住，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要設立大清戶部銀行，請山西票號主辦；第二次是《大清銀行通行條例》頒布，對票號注冊資本提出要求，山西各票號北京分號籌劃合組三晉商業銀行，不幸兩項讓票號與時俱進的方案都被那些深居山西平遙古城大院內的大掌柜一票否決了。時隔六年，也就是1914年，以山西票號鼻祖“日升昌”為首形成了倒閉風潮。

票商之敗是天數，還是人禍？歸根結底，票商沒能抓住這兩次歷史機遇。原因何在？這當然有辛亥革命時局變換的客觀外部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沒有過資本重組的胸懷關。

我也祖籍浙江，也隱約感到浙商在巨大成功之后的隱憂。浙江商人大都從事制造業，而制造業本身賺取的大都是3%-5%的毛利，設備、產品更新換代很快，離資產近，離錢遠，所以，從全球近百余年的經濟發展史看，制造業具有更大的周期風險。同時，浙商的企業資本大都來源于私人或家族，主要靠利潤積累和銀行貸款，很少與其他民營資本、國有資本或國際資本合作?？陀^地說，20年經營能賺來的錢再多畢竟是有數的，和國家為背景的國有資本及積累了上百年的國際商業資本比，其抗風險能力還脆弱的多。

從全世界范圍看，往往只有小公司才有大股東，而大公司都是小股東，GE、杜邦、豐田、松下這些大公司最大持股人的持股量也都只有1%。如果一個公司是一股獨大，大致可以斷定這是一個還沒長大的公司。

遠有晉商之失，近有浙商之鑒?，F在是考驗浙商胸懷和眼光的時候，誰能鯉魚跳龍門，產生從魚到龍的質變，誰就能融入這次經濟增長的主流。

（本文作者系東方高圣投資顧問公司首席執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