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幾年的時間里，城商行經歷了從異地擴張到收縮降速的周期。大浪淘沙，城商行展現出不同的生存境遇。

北京銀行（601169.SH）作為行業內規模最大的一家，市值穩穩在千億元上方，自2018 年開始，凈利潤也站到了200 億元以上；

另一個行業標桿上海銀行（601229.SH）在凈利潤表現上低于北京銀行，但市值同樣超過千億；

以江蘇銀行（600919.SH）、寧波銀行（002142.SZ）、南京銀行（601009.SH）為代表的東部沿海地區城商行，則呈現出快速發展的狀態，異地業務有聲有色，收入規模和凈利潤水平穩定快速增長。

但一些城商行就沒有這樣幸運。典型代表如未上市的包商銀行，信用風險嚴重，最終被人民銀行和建設銀行托管，成為了20 年以來的第一個托管案例，引發了行業地震。還有一些城商行雖然沒有爆出問題，但資產質量同樣堪憂，亟待破局。

如何讓城商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保證資產質量的穩定？如何讓城商行在做大做強的同時，保證對中小企業的支持？

不同于其他行業，銀行機構一旦出現困境，波及面甚廣，是監管層不愿看到的。

政策風向

最近幾年在證券市場中表現最好的銀行股——招商銀行（600036.SH），曾經在2014 年做了一件讓其他銀行意想不到的決定：將所有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計入不良，并相應增提撥備。

在不良資產的認定方面，可以說，招商銀行最早采用了相對保守的姿態，這意味著潛在風險的暴露，和在經營方面需要秉持更加謹慎的態度。

2018 年，這一原則開始在其他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中推廣。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被要求在6 月30 日之前將全部逾期90 天以上的貸款計入不良。

屬于地方銀監局管理的地方法人銀行，則獲得了一定的緩沖期限，但這已經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原則。

可以預見的是，不良資產認定口徑的變化，最終會導致一些城商行的利潤情況發生變化甚至是“驟變”。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逾期90 天以上的貸款余額納入不良貸款，理論上來看會使銀行當期的盈利減少，但同時也會更加真實地反映出銀行的資產質量，充分暴露出不良，銀行的經營也會更加穩健審慎。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伙人、麥肯錫中國區金融機構咨詢業務負責人曲向軍也認為，隨著利率市場化、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很多銀行盈利會受到影響。下一步銀行可能要考慮實體經濟有哪些增長點、貸款要如何投放、投向哪些領域。

整體來看，將逾期90 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也只是整個城商行系統面對環境改變的一部分——在此之前，銀行對于資產安全程度的認定，有著相對寬松的標準，這成為了銀行利潤調節最大的“變速器”，如今這種局面發生了明顯的改觀。

根據安永發布《中國上市銀行2018 年回顧及未來展望》報告顯示，上市銀行在2018 年度的凈利潤持續增長，但城商行和農商行的凈利潤增速則相比2017 年出現了下滑，顯然是受到了政策變化的影響。

老大難問題

城商行的不良資產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傳統問題，也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自1995 年深圳城市合作銀行開業，中國的城商行興起之初，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服務本地經濟發展，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金融服務。但是城商行的組成單位，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城市信用社，都面臨著嚴重的不良資產問題。

例如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就曾經明確的表示，別人都是從零起步，北京銀行是“從負起步”，因為在當年北京銀行從90 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的時候，其中很多信用社就已經存在大量的呆壞賬問題，甚至危及到企業正常的經營發展。

另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是汕頭銀行，在1997 年成立之初，這家銀行由13 家城市信用社組建而成，資產80 多億元，網點50 多個。但僅僅四年之后，汕頭銀行就發生了儲戶資金無法償付，嚴重的資不抵債的問題，被迫停業整頓長達十年之久。

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倒閉的銀行海南發展銀行，也有類似的經歷。1997 年，央行關閉了在海口的5 家破產信用社，而這些不良資產、債務問題都被劃到海南發展銀行旗下，這導致原本就有大量不良資產的海南發展銀行不堪重負，最終在第二年被人民銀行宣布關閉。

從這些時代比較久遠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困擾城商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并非是一個新鮮問題，而是一種基因中攜帶的“骨子里”的問題。

不良資產問題產生不僅要從企業經營自身的角度去考慮，同時也要結合銀行經營的土壤去綜合理解。

城市信用社快速發展的時期，正是中國小企業快速發展的時期。以汕頭銀行為例，在1997 年合并之前，當地充斥著大量個體戶、小企業和私營公司，這些都是當時從信用社獲得大量貸款的群體。

這些小型企業成立的基礎就是“南巡講話”之后的經濟建設熱潮，在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刺激下涌現出來的。最終等待這些小企業和他們的“金主”城商行的，就是開始于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和中國艱苦的“軟著陸”歷程。

時至今日，小企業給城商行帶來大量業務的同時，也一樣帶來了經營成本高、資產質量堪憂甚至是頻繁跑路等問題，和20 世紀末的困境并無二致。如何破解，是擺在經營管理者面前的難題。

科技雙刃劍

科技手段曾經被視作城商行和中小型銀行發展的重要抓手，因為包括互

聯網、大數據在內的工具，可以降低城商行的經營成本，提升風險防控能力，甚至可以挖掘到一些新的業務。

在這樣靚麗前景的誘惑下，有不少城商行大規模投資金融科技。例如西北地區最大的城商行之一蘭州銀行在五年的時間里投入了10 億元，自主研發各類金融科技工具；西安銀行則是上線了自己的“西銀特惠”城市電商平臺，主打地域特色消費；江西九江銀行上線了一套智能投顧系統“財富智投”，試圖升級理財業務。

中原銀行對于科技有著更高的專注度，董事長竇榮興甚至表示未來中原銀行將成為一家具有金融屬性的科技公司，“通過大數據等技術，可以快速地做出用戶畫像。而過去的方式不僅速度慢，且掌握的信息也較有限。有了數據信用做支撐， 金融機構可以明確知道企業客戶的情況。基于對風險的精準把控， 金融機構的這層顧慮也就打消了。”

然而中原銀行2018 年的業績卻并沒有體現出大舉投入金融科技所帶來的成果。2018 年報顯示，中原銀行凈利潤24 億元，同比下降了37%，但不良貸款率卻從2017 年的1.83% 上升至2.44%，不良貸款余額約46.50 億元，較上年末增加約20.63億元。

至少從這份年報數據來看，中原銀行對于金融科技的投入并沒有直接帶來資產質量的回升，或者是盈利能力的提高。

中原銀行的問題并非是個案。城商行經營業績下滑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科技能力最強的金融機構——互聯網化的金融公司業務下沉造成的競爭加劇。例如，大量城商行所著力推動的本地生活型業務（包括水電燃氣繳費、本地消費等），都受到了來自支付寶、微信和美團的沖擊。

可以看到，金融科技的進步在給城商行帶來能力和價值提升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一些更加強大的競爭對手。兩者之間“和平共處”的時間和空間卻越來越少。

奉旨賣身？

2005 年，城商行跨地域經營的大幕拉開，在那之后的幾年里，是城商行發展速度最快的時間。

受益于“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城商行得以大規模擴展省外業務，在2010 年左右最高峰的時期，每年新開網點的數量一度超過了過去網點的總和。

但在2011 年之后，城商行的高速發展引起了高層領導的警覺，隨之而來的就是降溫、降速，城商行必須對于區域內的企業進行更多的“金融支持”，但企業規模增長也無法恢復到以前的速度。

明確了地域化經營的原則之后，城商行面對跨區域經營的股份制銀行、國有五大行的劣勢變得更加明顯，也失去了更大的盈利空間。數據顯示，截至2018 年報，A 股上市城商行利潤的總和，尚不及中國銀行一家的水平。

在這種局面下，大量城商行很難再次出現此前高增長的態勢，銀行之間的分化還會進一步加劇。行業內的一些企業也會因此受到嚴重的考驗，如包商銀行的經歷，還將在其他城商行身上上演。

這不僅是城商行所要面對的局面，同時也是農商行甚至是一些股份制銀行業必須去面對的現實。小型銀行亟需在互聯網金融、大型銀行機構的夾縫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麥肯錫最近三年推出的《中國銀行業價值創造報告》明確指出，未來3-5年，銀行業會有兩個重大趨勢：一是馬太效應，強者恒強，弱者更弱；二是一些“受災嚴重”的農商行和城商行將會被并購。

2019 年2 月，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肖遠也曾經明確表示，對于風險機構將會采用包括兼并重組在內的多種手段來壓降風險。可以看出，在監管層看來，行業的整合確實可以起到抑制風險的作用。

對于很多城商行來說，除了探索出符合自身特色的經營道路之外，找到一個合適的“大樹”作為依托，也不失為明智之舉。